第七卷 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和《警钟》 第四章（第8/11页）

把委员会的信付印之后，我向基列尔和他的同志们谈的便是这些，我提到了起义的不合时宜。帕特列夫斯基相当清楚彼得堡的情况，因此对我的话并不感到惊异，但仍竭力说服我，认为“土地与自由社”拥有的力量和分支机构，比我们设想的强大得多。但基列尔开始思考了。

“您以为，”我笑道，“我们很强大……是的，基列尔，这没有错；我们的力量是巨大的，也是有影响的，但是这力量完全是依靠舆论的支持，也就是说，它随时可能化为乌有，我们之所以有力在于人民对我们的同情，与我们采取一致的步调。不要以为我们说‘向左走，或者向右走’，人们便会跟着我们向左或向右，这样的组织我们是没有的。”

“是的，亲爱的朋友……不过……”巴枯宁不安地在屋里踱了几步，说道。

“怎么样，难道有这样的组织吗？”我向他提出，没再往下说。

“得啦，你喜欢怎么称呼它都可以，因为当然，如果从外表的形式看……这完全不符合俄国人的观念……但你看到……”

“让我把话讲完。我希望向基列尔说明，为什么我要这么字斟句酌。如果俄国人在你们的旗子上看不到给农民以土地，给各省以自由，那么我们的同情不能带给你们任何利益，只能徒然毁了我们自己……因为我们的全部力量便在于心脏跳动的一致，如果它在我们这里跳得快一些，我们的脉搏就会比我们朋友们的提前一秒钟，可是他们与我们的结合靠的是观念上的一致，不是组织上的约束！”

“我们不会叫你们为难的。”基列尔和帕特列夫斯基说。

过了一天，他们中的两人便回华沙了，另一人去了巴黎。

暴风雨前的静寂开始了。这是沉闷而痛苦的时期，乌云仿佛即将过去，又像正在集结；这时政府颁布了“倒行逆施”的征兵令，它成了引起变故的导火线；46在铤而走险面前彷徨不定的人们，终于也断然投入了战斗。现在，连白派47也站到了革命运动一边。

帕特列夫斯基又来了。等了两天，征兵令没有取消。帕特列夫斯基去了波兰。

巴枯宁准备前往斯德哥尔摩（这与拉平斯基48的远征毫无关系，当时还没有人考虑过这件事）。波捷布尼亚来了没几天，便跟在巴枯宁之后走了。

在波捷布尼亚之后，“土地与自由社”的全权代表49从彼得堡来了，他曾路过华沙，据他说是波兰人请他去的，可是去了以后什么事也没有，他为此很生气。这是第一个看到波兰起义开始的俄国人。他说，一些士兵被杀害了，一个属于“土地与自由社”的军官受了伤。士兵们认为这是背信弃义，开始残忍地枪杀波兰人。帕特列夫斯基是科夫诺的主要领导人，可是他束手无策，不敢公开站出来制止自己手下的人……

全权代表认为自己担负着重大的使命，要求我们成为“土地与自由社”的代理人50。我拒绝了，这不仅使巴枯宁，也使奥加辽夫大为惊异……我说我不喜欢这个用滥了的法国称呼。全权代表对待我们，就像1793年国民议会的特派员对待边区军队的将军们，这也使我感到不快。

“你们的人多不多？”我问他。

“这很难说……在彼得堡有几百人，在各省有三千人。”

“你相信吗？”后来我问奥加辽夫。

他不作声。

“你相信吗？”我问巴枯宁。

“当然。”但接着又说：“即使目前没这么多，以后会有的！”说完便哈哈大笑。

“这是另一回事。”

“但正因为开头力量软弱，才需要我们支持；如果他们已经强大，那就不需要我们了……”奥加辽夫说，遇到这种场合，他对我的怀疑主义总是感到不满。

“那么他们应该老老实实向我们承认他们力量不足，希望得到友好的帮助，不是提议我们担任什么愚蠢的代理人。”

“这是年轻没有经验……”巴枯宁说，接着便去了瑞典。

在他之后，波捷布尼亚也走了。我依依不舍地与他告别——我一秒钟也没怀疑过，他这次决无生还之理。51

……巴枯宁动身前几天，马尔季亚诺夫来了，他的脸色比平常苍白，也比平常忧郁，坐在角落里一言不发。他怀念俄罗斯，正在考虑回国的事。我们争论着波兰的起义。马尔季亚诺夫默默听了一会儿便站起来打算走了，这时蓦地停在我面前，忧郁地对我说道：

“请您别生我的气，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不论事情怎么样，您这是在使《警钟》走上毁灭的道路。您为什么要干预波兰的事……也许波兰人是对的，但是波兰的事应该由波兰的绅士管，您不必过问。您没有替我们想想。上帝保佑您，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请您记住我的话，我自己看不到了——我要回家了。我在这儿没什么好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