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卷 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和《警钟》 第四章（第7/11页）

9月底，巴枯宁来找我，神色特别郑重，也有些得意。

“华沙中央委员会派了两个委员来同我们商谈，”他说，“其中一个是你认识的，这是帕特列夫斯基，另一个叫基列尔40，是个久经考验的战士，曾戴着镣铐，从波兰被押送到矿上做工，刚一回来，马上又投入了工作。今天晚上我带他们来看你们，明天大家在我那里开个会——我们得最终决定我们的态度。”

那时我的答军官们的信正在排版。41

“我的纲领是现成的，我可以向他们宣读我的信。”

“我同意你的信，这你知道……但我不知道，他们会不会都对它感到满意；不论怎样，我想，这不能完全满足他们。”

晚上，巴枯宁带来的是三个人42，不是两个人。我念了我的信。在交谈和读信时，巴枯宁坐在那儿显得心神不定，仿佛他的亲戚正在接受考试，也有些像提心吊胆的律师，生怕当事人讲错了话，以致即使不完全符合事实，但可望获得最后胜利的整个辩护前功尽弃，归于失败。

我从他们的脸色看到，巴枯宁猜对了，我念的信并不使他们特别高兴。

“首先，”基列尔说道，“我们得给您念一下中央委员会给您的信。”

米洛维奇念了信；《警钟》的读者已经看到这文件，它是用俄文写的，文字并不通顺，但意思是明确的。有人说，它是我从法文译出的，把内容歪曲了，这不是真的。这三个人都能讲流利的俄语。

这封信的意图是要通过我们告诉俄国人，波兰临时政府与我们观点一致，并把下列原则作为它的行动的基础：“承认农民有权取得他们所耕种的土地及任何民族享有支配自己的命运的充分自主权”。米洛维奇说，根据这个声明，我有责任减少我信中那种带有疑问的、“模棱两可”的语气。我同意作一些修改，同时也同他们建议，各省的自决权应提得更突出些，更明确些。他们也同意了。这些关于文字上的争论说明，我们对一些问题的态度不是一致的。

第二天早上，巴枯宁已来到我家中。他对我不满，认为我太冷静，仿佛不太信任他们。

“你还希望什么？波兰人从未作过这么大的让步。他们只是表达的方式不同，但这些话对他们是像教义问答一般神圣的；他们不能在举起民族大旗的时候，第一步便使敏感的民族感情受到伤害……”

“我总觉得，他们实际上并不太关心农民的土地问题，又太关心各省的问题。”

“亲爱的朋友，文件会交到你的手中，它是经过你修改，并当着大家的面签字的，你还要怎样呢？”

“似乎还缺少点什么。”

“对你说来，每一步都这么困难，你太不切实际了。”

“这种话萨佐诺夫比你讲得更早。”

巴枯宁把手一挥，走进了奥加辽夫的房间。我伤心地望着他的背影；我看到，他已陶醉在自己的革命中，一时无法使他清醒。他穿着一步跨七里的靴子43，跨过了崇山峻岭和汪洋大海，越过了无数春秋和世纪，在华沙起义的后面已看到了他的“光辉的斯拉夫联盟”，可是波兰人谈到它却有的害怕，有的厌恶……他已看到“土地与自由”44的红旗飘扬在乌拉尔和伏尔加，乌克兰和高加索，甚至冬宫和彼得保罗要塞的上空了，于是他觉得当务之急是用一切办法减少阻力，消灭矛盾，不是填平山谷，而是在山谷上架起一座幻想的桥梁。

后来我们在他家里与波兰委员会的代表们会谈时，巴枯宁有些恼火地对我说：“你简直像维也纳会议上的外交官，老是咬文嚼字，在表达方式上找碴儿。要知道这不是杂志上的文章，不是文学作品。”

“就我而言，”基列尔说，“我不想为几句话争论不休，您爱怎么改就怎么改，只要基本意义不变就可以。”

“这才是好样的，基列尔！”巴枯宁兴奋地喊道。

我心想：“这家伙来的时候已胸有成竹，作好准备，在实质问题上寸土不让，因此才在文字上这么迁就。”

文件作了修改，委员会的代表都签了字。我把它交给印刷所了。

基列尔和他的伙伴们相信，我们代表一个俄国组织45的国外中心，这组织受我们支配，它是否与他们联合行动便取决于我们的意见。对他们说来，问题确实不在于文字，也不在于理论上是否一致；他们声明的信念，随时可以通过解释给予修正，这样，原来的鲜明色彩就会冲淡，变得若隐若现，以至消失。

这个组织在俄国已建立了第一批支部，这是没有疑问的——各种迹象和线索连肉眼也能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在顺利的情况下便可能组成一张大网；这一切都不假，问题是这张网还没有形成，万一遇到强大的打击，整整一代人的努力便会付诸东流，刚开始编织的蛛网也会毁于一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