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卷 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和《警钟》 第六章（第5/6页）

圣马利亚教堂。”

第二天我这么回了信：

“最尊敬的同胞：

“我拜访您是为了会见一位我所久仰的、处境与我相仿的俄国人……尽管命运和信念使您站到了胜利者的庄严行列中，而我是站在战败者的悲伤阵营中，我不想触及我们意见的分歧方面。我只是想见到一个俄国人，把祖国当前的消息带给他。出于深刻的体谅心情，我并不想把我的小册子拿给您，那是您自己向我要的。由此引出了您的信，我的复信，以及您5月3日的第二封信。您攻击我和我的观点（是经过夸大的，不完全符合我的本意的），这使我不得不为自己辩护。我并没有赋予科学以您所设想的那种意义。我在信上只是对您说，我认为，对大自然的一切胜利和一切发展，它们的整个成就，不言而喻，都不属于文学和抽象哲学的范围。

“但是这问题说来话长，没有特别的必要，我不想重复已多次讲过的一切。请您放心，您为喜欢过内省生活的人的未来所感到的惶恐是完全多余的。科学不是理论或教条，因此它不可能变成政权或法令，也不可能变成一种压迫力量。您大概是想说社会思想和自由的胜利。如果这样，不妨拿最‘物质化’的、最自由的国家英国来看看。喜欢过内省生活的人，如乌托邦主义者，却认为这里是可以安静思考的地方，是宣传他们的主张的讲坛。何况英国还是信奉新教的君主国，根本不是一切都可容忍的国家。

“为什么害怕？难道怕给饥寒交迫的群众输送生活必需品的车子的喧声扰乱您平静的生活吗？我们还不致为了免得妨碍诗意的宁静生活，禁止打麦。

“内省的性格永远是到处都有的，这些人在沉思和静寂中更为自在，那么让他们为自己寻找安静的地方吧，谁也不会去打扰他们，召唤他们，迫害他们。没有人要压制他们，也没有人想支持他们。如果由于改善群众的生活，可能使不愿听到外界任何声响的人感到吵闹，因此便反对改善群众的生活，我认为这是不对的。这里甚至谈不到什么自我否定、宽容或牺牲。如果嫌市场太嘈杂，那就不必去做买卖，离开市场就行了。报纸是到处都能看到的，但是喜欢内省的人，谁曾按照巴黎或伦敦的报纸社论行事？

“然而您看到，如果不是自由，而是反物质的、君主制的原则取得了胜利，那么请问，我们能在哪里找到安静的地方，找到躲避绞刑、火刑和枭首示众的地方——这种情形在罗马和米兰，法国和俄国，今天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

“那么谁应该害怕呢？当然，从永生的观点看，死是不足畏惧的，但是从这个观点看，一切就都无所谓了。

“最尊敬的同胞，请恕我直截了当提出这些与您针锋相对的话，因为我不得不这么回答。

“衷心希望您的爱尔兰之行圆满成功。”

我们的通信便到此结束。

两年过去了。欧洲地平线上灰蒙蒙的烟雾，在克里米亚战争烽火的衬托下，显得更黑暗了。一天，在报上进攻和包围的血腥消息中，我突然看到，在爱尔兰某地，一个名叫弗拉基米尔·佩切林的天主教神父被提交法庭审问，他是俄国人，罪名是在广场上当众烧毁新教《圣经》。高傲的英国法官考虑到这个行动毫无意义，罪犯又是俄国人，而英国与俄国正在交战，因此只是对被告进行了慈祥的训斥，要他今后在大街上注意自己的行为……

难道他会不在乎这些锁链……或者会一再脱下四角帽，困倦地把它放在桌上？

1 佩切林由于对沙皇统治不满，跑到了西方，又对西方的革命运动感到失望，最后躲进了宗教中，但宗教也并未使他得到平静。赫尔岑曾在中篇小说《责任先于一切》中反映了佩切林的一些特点。

2 那不勒斯位在火山地带。

3 1835至1847年的莫斯科学区总监。他于1837年写信给佩切林，劝他回国，佩切林写了复信。

4 佩切林在国外写的一部长诗。

5 指1853年2月赫尔岑为自由俄罗斯印刷所的成立写的公告，这次访问即在此时。

6 以上仿体字在原著中均为法文。

7 《圣经》中的以色列王，以残酷专横著称。

8 佩切林的长诗，已失传。

9 指《来自彼岸》，它最初是以德文在汉堡出版的。

10 指赫尔岑的《俄罗斯人民和社会主义》及《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

11 指《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的第五章《1825年12月14日以后的文学和社会观念》。

12 1765至1790年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13 引自《论俄国革命思想的发展》第五章，但引文并不准确，赫尔岑是说，如果把傅立叶主义机械地搬用于生活，“在工业生产的名义下抽去了它的诗意方面，在把工人统一组成生产班组时，忘记了对自由的热爱”。那么，“法伦斯泰尔无非是俄国的村社和劳动军营……”而关于共产主义的话完全是误解，原意正好相反：“共产主义——这是俄国专制制度的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