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卷 断片（1865—1868） 旧信选编 （《往事与随想》附录）（第11/14页）

您是否相信，例如，俄国的专制统治仅仅是依靠暴力，依靠皇朝的阴谋诡计维持的？……您认为，它在俄罗斯民族的内心深处有没有隐蔽的基础，秘密的根源？86您是我认识的最坦率的朋友之一，我得问您，那些给欧洲的民主主义承认或推举为自己的领袖的人，您看到他们的弄虚作假，他们的马基雅弗利主义，难道不会愤怒，不会失望吗？您会说，在敌人面前不应该分裂；但是，亲爱的赫尔岑，对自由而言，是分裂还是背叛更可怕？

我在西欧看到的情形，使我有权推测，将来在我所不知道的东方会发生什么，尽管不论在哪个经纬度上，人还是那么些人。四年来我发现，在毁灭性的事例之后，疯狂的专制主义情绪就会笼罩所有的心灵；群众昨天还被宣布为具有无限的权力，几乎与神明差不多，今天对群众的蔑视却成了普遍观念；把自由作为座右铭的人们现在已在对它发出诅咒；从社会革命诞生之日起一直向它顶礼膜拜的伪君子们，今天却向它发出了嘲笑，把它献给了死神。最后，您可知道，这些昨天被战胜的人，想为自己的失败向谁发泄怨恨？向暴政，向特权，向迷信？不，向人民（平民阶层），向哲学，向革命……

相信我吧，我的人民！我与他们能有什么共同之处呢？让我们像贝特朗·迪·盖克兰和奥利维埃·德·克利松一样结成联盟87，为了自由哪怕反对一切生者和死者也在所不惜。我们要支持解放的事业，不论它来自哪里，以什么方式出现，我们要无情地战斗，反对一切偏见，哪怕它们来自我们的同志和弟兄。如果报纸讲的是真的，那么亚历山大二世正准备把波兰应得的权利归还它88，仿佛他要实行您的纲领，亲爱的赫尔岑，而这是在西欧为了土耳其与他作战，反对革命的时期。应该把棕榈枝给谁呢？是给高高站在自由的讲坛上、公然轻蔑地对待匈牙利和波兰的英国贵族，还是给开始重建波兰的俄国皇帝？是给诅咒波兰起义的罗马教皇，还是给号召它复兴的异端的沙皇？

仿佛自由又从东方，那野蛮的东方升起了，正从这片奴隶和游牧的野人的国土上向我们发出它的精神生活的光芒，而这是在西方已被市民的利己主义和雅各宾党人的荒谬行径所扼杀了的，这光芒射来时正是粗暴的物质主义比瘟疫和霰弹更凶恶地吞食我们的时候。但我们不幸的军队和俄罗斯民族却在人民和宗教这些崇高感情的吸引下，在对野蛮的憎恨，也许还在对沙皇所许诺的自由的向往中投入了战斗。

历史充满了这些矛盾。

我们那些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士兵们，他们会给我们带来高尚感情和广阔视野的原生质吗？我不知道。铁的纪律已把他们与西方割断；军营精神，渺小的建立功勋的热情，深入了他们的灵魂——也许，他们回来时仍与去时一样，只是教皇和皇帝、罗马和12月2日89的士兵。

但是“炮灰”没有完成的事，作家的笔可以完成。从黑海、第聂伯河、维斯瓦河的岸边，自由的思想将会前来羞辱革命的故土。它要唤醒关于7月14日、8月10日、5月31日、1830年和1848年的回忆90。到那时全世界将知道，在克里米亚可望告捷的法国（对我那些扰攘不休的同胞，我不得不作出这个假定）是否也能执教育和进步的牛耳……

再见，亲爱的朋友。注意，不要接触和卷入我们的派别纠纷，这是我对您的唯一忠告，但愿它成为您成功的保证。

皮·约·蒲鲁东

1855年7月23日于巴黎昂弗路83号

托马斯·卡莱尔的信

亲爱的先生：

您关于俄国的革命基础和因素的演说稿，91已经拜读，它包含许多雄伟的精神和有力的才华，它那悲壮严肃的语调，这是读者不可能不看到，也不可能不予以重视的，不论他们对您的纲领，对您关于俄国和世界的预言，持什么态度。

至于我，我承认，我从来不相信，现在（如果这是可能的）比以前更加不相信，普遍选举权有多大意义，不论它以什么形态出现。如果它能带来什么好的结果，那也只是像某些不治之症中的暂时缓解。在我看来，沙皇制度，甚至大土耳其主义，比纯粹的无政府主义（它是在议会辩论、出版自由和计算票数中发展起来的）还好得多（不幸我是这么看）。腓特烈大帝有一次说过：“啊，我亲爱的苏尔泽92，他不了解这个该死的民族。”在这一点上他讲出了可悲的真理。

我始终尊重您那个辽阔的祖国，它像上天生下的一个不可理解、不可捉摸的大孩子，它的内在意义还不清楚，但是显然，在我们这个时代，这意义还不会实现；它具有首屈一指的天赋，那使它的力量远远压倒其他国家的天赋（这是一切民族和一切生物不可缺少的，在它们面临危险时不得不有所表现的）便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