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卷 断片（1865—1868） 旧信选编 （《往事与随想》附录）（第12/14页）
尽管我们的见解不同，如果您进城时能到舍间谈谈，我将十分欢迎；我自己也希望在我前往郊外时有机会到乔姆利大院拜访您，与您谈谈各种问题。
真心祝您安好和愉快……
托·卡莱尔
1855年4月13日
于切尔西蔡纳路5号
我给托马斯·卡莱尔的回信如下：93
“您在信中提到了一些我所关心的问题，请允许我就它们谈几句。
“我从来不是普遍选举权的热烈拥护者。它像一切形式一样，不是必然与某一内容联系在一起的，它可以好，也可以坏，可以产生幸运的结果，也可以产生完全荒谬的结果。社会主义不属于数学上的加减法，不在于票数的多少，尽管票数能代表合法的数量上的优势。社会主义试图揭示最符合自然的社会制度的规律，并力求按照当前的历史条件行事。
“‘无政府状态’，‘服从的天赋’——这一切十分模糊，还需要作进一步的规定。如果无政府状态是指没有秩序，恣意妄为，破坏事物之间相互依存的关系，与理智决裂，那么社会主义比君主主义更需要与它进行斗争……
“与我们的良心一致的服从的天赋，这是美德。但是斗争的天赋要求我们不服从违背良心的事，这同样也是美德！
“大自然在我们眼里表现为最巨大的、和谐的无政府状态，正因为这样，在自然界一切都有条不紊，自行运转。不言而喻，在这意义上的无政府状态不是指没有秩序，随心所欲，杂乱无章。在思想上承认无政府状态，并非表示它已脱离逻辑而独立，但问题在于：我不会由于服从才说2×2＝4。宗教却完全相反，它与君主制度一样，不仅要求理解的天赋，还要求听从和信仰的天赋。
“没有斗争和反抗的天赋，世界便会落到日本的地位上，既谈不到历史，也没有发展……
“使徒保罗说：‘一切权力来自上帝。’可是他自己却是罗马帝国的一个叛逆的公民，他辱骂过以弗所的狄安娜94，还是奔波在阿皮亚大道95上的鼓动家和公产论者（主张均分财产的人），他之所以被罗马皇帝处死，就是因为在他身上服从的天赋没有得到足够的发展。
“您作为思想家，想必会宽恕我提出自己的观点来反驳您，尽管我知道，我的力量与您相比是软弱的。
“只要我来到伦敦，我一定会登门拜访，并向卡莱尔夫人表示敬意。我也非常欢迎能在我偏僻的里士满乡下见到您，以便在当面交谈中继续我们的争论。
1855年4月14日于里士满乔姆利大院”
1 引自雨果的诗《海洋之夜》。
2 《雅典娜》和《图书杂志》都是在俄国出版的刊物，它们于1858年分别发表了卡拉姆津和普希金的一些书信。
3 引自《叶夫根尼·奥涅金》中的《奥涅金的旅行》。
4 俄国作家，《莫斯科电讯》的编辑。
5 霍夫曼（1776—1822），德国作家，在俄国有较大影响。赫尔岑在流放时期写了一篇评论他的文章《霍夫曼》。
6 指赫尔岑流放时期在维亚特卡省统计委员会从事的工作。
7 这里提到的那篇文章登载在《望远镜》最后几期中的一期上。它引起了我与波列沃伊的争执。凯切尔根本不知道我已把它寄给波列沃伊，便在《望远镜》上登出了它；为了审慎起见，没有用我的姓名，用了“伊斯坎德尔”，这是我在一篇不准备发表的文章上随便写上的名字。我那时在维亚特卡。波列沃伊对我很生气，没有了解事实，便写信给我说，严肃的作者不会一稿两投。我复信道，严肃的人还应该有另一些习惯，例如，先了解事实真相，然后才吵架。通信便到此终止了。1840年在彼得堡，他托瓦季姆·帕谢克转告我，为这种事“生气是可耻的”。但那时我根本不再为《霍夫曼》的事生气，这已是《巴拉沙·西比利亚奇卡》等等的时期了。——作者注《巴拉沙·西比利亚奇卡》是波列沃伊写的剧本，1840年在彼得堡上演，它标志着波列沃伊开始转向反动和保守立场。
8 我得预先声明，别林斯基的信和格拉诺夫斯基的信中有极大一部分，我认为是不应该发表的。——作者注
9 赫尔岑的《关于研究自然的信》的前六篇当时已在《祖国纪事》上发表。
10 赫尔岑当时写的一篇短文，后收入《任性与深思》的第三篇，作为该篇的一节（第4节）。
11 指赫尔岑的小说《谁之罪》。
12 指赫尔岑当时写的两篇小品文：《〈莫斯科人〉谈哥白尼》和《〈莫斯科人〉与宇宙》，后者是以雅罗波尔克·沃江斯基的名义写的，而沃江斯基是影射当时的莫斯科大学教授博江斯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