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7/14页）

我们三十五个人睡在一个房间里，两个年级的寄宿生在同一幢楼里学习、住宿，只在用餐时才聚在一起，在一个能容两百人的大饭堂里。我被编进了五、六年级；今天我都不知道因为什么——也许他们想以这种方式消灭“我的早熟”，要么就是，那位“了解我的一切”的神父想让我害怕他们？高大的寝室内有两排床铺，有一扇门通向盥洗室，那里有六七个水龙头和洗漱池；在大厅的尽头还有一扇门，从门后可以透过一个小窗口朝屋内窥视，在一盏蓝光的夜灯映照下，可以监视睡觉者的一举一动，值班的管理员睡着了……学监为我安排的床铺，夹在两个六年级大孩子中间；其中一位是帕普[129]的伯爵，另一位是佩斯州大庄园主的公子。年轻的学监把我带到集体工作室，告诉我哪张工作桌是我的，然后把我一个人丢下，扬长而去；偶尔有几名学员走来走去，扫地，拖地，收拾卫生，三天后我们就要参加圣灵节活动，在那三天里大家可以随心所欲，新生们可以不受作息时间制约在院里和教室里玩耍，了解这座大房子的秘密。我走进工作室，坐到指定给我的桌子前；那是一张有衬垫、装饰繁复的雕花木桌，抽屉上染有墨水的污迹，桌子离窗户很近，窗外正对的是眼看就要坍塌的楼房庭院和只有仆人们进出的走廊——在漫长的囚禁中，我不知道多少次眺望过那座摇摇欲坠的兵营！——这样的桌子在房间里摆有三十多张，排成军人的方阵；与其说是住宿学校，在我的记忆中更像是军营。我看不到任何彩色的斑点，连好看些的家具、适合插在乡下花瓶里的野花也没有；我在楼里穿行，每层都有两间教室和两间寝室；我在一间大厅里发现了一张台球桌，带栅栏门的橱柜里摆满书籍。没有人搭理我。“老生”们的脸上表情迟钝，带着青春期的颓唐，他们满腹戒心地观察我；失落、伤心的我，在他们眼里也许很可笑。是啊，半年后我也会变成他们那副样子，当新生入校时，我也会变得态度冷酷，脸上带着傲慢的淡漠。到处都弥漫着一股令人窒息的气味，就像是在医院里。我在寝室里找到我的包裹，于是把东西掏出来；走廊里有一排编有号码、可以上锁的狭窄立柜，每个橱柜里都塞了被褥，味道难闻，好像洒了消毒水，或是某种石碳酸。眼前的现实令人绝望，跟我想象的一模一样。我跟学员们在一起的每分每秒，心里都感到焦虑不堪。我坐到自己床上，坐在光线变暗的寝室里，一动不动地盯着窗户。在楼下花园内，有几名“老生”正在踢球，我听到军令似的喊号声。我心怀厌恶地看着陌生的床铺，怔怔地望着无情的人群，从现在开始，我不得不在他们中间生活，睡觉，思考，永远不会再有独处的瞬间……我打了一个冷颤。在昏暗的屋内，有个人一直在晃来晃去，站到我面前，他个子不高，身体羸弱，我看到一张苍白的面庞微微发光，有人用非常平静的抱歉语调说：“我是克莱斯；但今年我将做私教学生，因为我病得很重。”他用冰凉、柔软的手指握住我的手。

6

生活有时是友善的；在危机时刻，总会有一个个克莱斯站到我身边，他迟疑着送给我几句语调平淡的话。克莱斯在班里不属于理解力很强的孩子，大概跟我同岁。疾病有着某种古怪的优雅，仿佛疾病使他变得格外高贵……他已经是“大孩子们”的同学了，但他父母始终给他穿系带式、掐腰的丝绒衣服；他的手，他的脸，他的身体，他的四肢，都是那么不真实、不健康和细腻的洁白；请想象一下，与这种肤色相配的，是浅蓝色的眼睛、浅黄色的软发（用现在流行的说法是“铂金色”）和长长的睫毛。在总是一眨一眨、有点发炎的眼睑下缘，深褐色的雀斑十分醒目。他走路很慢，抬手的时候也小心翼翼，说话一板一眼，咬文嚼字，流露出生性的拘谨和多虑，让人联想到一件异常贵重的瓷器；我惴惴不安地拿眼角瞥它，担心自己坐下或走动时，一不小心会碰碎它……克莱斯是个数学迷和病秧子；我的意思是说，除了数学和疾病外，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就他的兴趣而言，学校作业、孩子娱乐、周围环境和我们的玩具，一切都排在第二位。他患的是血友病，很容易出血；谈起疾病，他总是态度客观而专业，郑重其事，一板一眼，满嘴都是医学名词，像一位年轻医生谈论第三者的病症。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只有血友病；偶尔提到文学，他知道左拉的长篇系列小说《卢贡—马卡尔家族》里有一位小主人公就患这种疾病；每天从早到晚，他都语气严肃、不带悲剧色彩、态度客观、格外热心地讲解血友病的症状、治疗方法和自己病情的严重程度。血友病将克莱斯跟全班人隔绝开来，日常的生活起居，他凭借自己的努力量力而行。他用那双总爱眨动、有点炎症的眼睛无比严肃地关注周围的一切。克莱斯从不匆忙，不惊慌失措；他在生死之间漫步，小心谨慎，深思熟虑，好像他有大把的时间，任何事情都来得及做。我后来意识到，他在第一天晚上对我的友好，并非出于温柔的同情心，而是出于某种含混不清、突然产生的情绪；他只是想找一位同伴，一位有理解力和求知欲的同伴，他想跟他讲述几个关于自己疾病的生动细节，这些细节他几乎全都讲过，但有几点新发现。他对自己疾病的长期观察，就像对待一个宇宙或人类的核心问题。这种客观上的自私，完全占据了他的整个生命。他用佯装出来的兴趣听我讲述我的怨艾和我的观点，就像一个成年人听孩子的抱怨。克莱斯以某种与众不同的、单向的端庄方式，在疾病中提早长成了“成年人”；关于生活他一无所知，但是却能跟死亡知根知底地和睦相处；他用一种慎虑的淡漠谈论毁灭，他那缓慢而单调的语气，就像谈论某个让他熟悉得生厌的话题。我始终未能完全弄清，数学——克莱斯感兴趣的另一个领域——跟他的疾病有着什么样的直接关联，一个是源于另一个的结果，疾病成了数学的前提条件，两者密不可分，至少是对克莱斯来说……有的时候我很怕他。不管怎样，在我的青少年时代，在寄宿学校里，他是第一个用人的声音跟我说话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