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8/14页）

一两天之后，我明白了：我是这个社会无足轻重的贱民，我是排在最后几名的一个倒霉蛋，一钱不值，狗屁不是。我即使用从不懈怠的挣扎和随时随地的留心、谋算、龌龊和铤而走险，也可能只会一时半会儿地被别人忍受；对于平等，我连想都不敢想，我不属于他们中的一员……我在学校的第一个晚上，寝室里的“编制”满员，我们以军人的速度脱掉衣服，爬上铁床；学监踱步走到两排床铺的中间，扫了一眼那些不情愿地钻进被子、姿势僵硬、一动不动躺在床上的新学员——关上灯后，夜灯亮了，蓝色的灯泡照在三十五个孩子头上，我意识到，我被关进了笼子，在冷酷无情的监控下，如果我想活着出逃，怎么也得睁大眼睛……我意识到，家庭不再保护我，从今天开始，我不得不在“社会”上生活；这个“社会”，就是睡在我周围的这些不同寻常、散漫不羁、既可向善也可趋恶的个体生命，无论他们醒着还是睡着，白天还是晚上，每分钟都被一个高高在上、强大无比的意志所监视、敲打、警告、处罚、驯服。那天晚上，我一分钟都没睡着。我暗下决心，要动用自己的全部本领，小心，谨慎，但绝不投降。接下来是一段艰难时期，只有熬过这段漫长而痛苦的时光，我才能以苦涩的教训与痛楚为代价成功地实现我的计划。首先我必须学会的是，人与人之间毫无因由，甚至毫无目的地利用一切机会冷酷地相对；这种习性来自我们的天性，对此没什么好抱怨的。对新学员来说，开始了两种生活：一种是正式的、受到监督的、在上层权力的犀利目光下生活，这种生活相对放松，还可以忍受；另一种则是无影无形，隐蔽难测，由幼稚的利益、力量、突然冒出的邪恶以及亲善的能力构成的。这已不是“帮伙”式的幻梦生活，绝对不是，我一下子跳进了齐颈深的血与肉的“社会”沼泽——我们总生活在同谋之间，眼珠乱转的虚情假意，从不松懈的“卑躬求乞”，哪怕是在两个人之间；这种坚忍不拔的努力，实际上只是为了占据主导地位的造作表演，为了在罪犯之间加强亡命徒的威信，对于这种威信，即使再大胆的家伙也不敢违抗。敏感而复杂，总之，我从上等人家孩子的个人生活，一头跌落到“拳头法则”的世界里。很快，我学会了使用我的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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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忌妒克莱斯和血友病，忌妒他能够跟周围人保持距离，能够受人尊重地作为局外人生活在我们中间；他不住在学校宿舍，但是每天下午，他跟我们一起在教室里学习，而且学多长时间看他自己的情绪……我们其他的孩子，则像机器人一样生活、学习，像机器人一样睡觉、游戏。不管我考试考得如何，身上都像奴隶一样披着锁链。清晨，我们在盥洗室里站成一排洗漱，之后在学校小教堂里做弥撒，早餐后是半小时的“自由活动”，然后上课，洗手，在一个铺着油布桌巾、能容两百人的餐厅里吃午饭，一小时的游戏时间，在神父的看管下，三小时背书，一小时散步，七点半吃晚饭，之后有半小时的自由活动时间，最后在管理员的监督下脱衣上床……有时下午，我们成群结队地去博物馆参观，每个月可以去一次剧院；萨奇瓦伊[130]，就是我在国家剧院里见到的，他在台上扮演李尔王，吓人地吼叫，眼珠乱转。我们像王子一样舒舒服服地坐在包厢内；学校很注意自己“尊贵”的名声，他们为我们购买国家剧院和大歌剧院底层包厢的戏票；我们穿着民族盛装，戴着白色手套坐在包厢里；抹着头油，一副绅士风度，看上去就像青年军官。平时，不管是在学校，还是出门上街，我们全都身穿制服，披着军官式的斗篷，上面点缀了一大堆金黄的饰穗，下穿黑色长裤，头戴有帽檐的军官帽，活像鲁道威卡军校[131]的士官生；星期天晚上，当我跟茹莉表姑一起沿着布达的街道往家走时，步兵们经常在黄昏的天光下向我们致意。在学校里我们也穿制服，俗称“小波兰服”，做得跟军服一样笔挺，让人觉得不自在，只是没有那么多金光闪闪的穗子罢了……穿着制服，我们也自觉很高贵，像陆军中尉那样潇洒帅气；我们蹩脚地敬礼，步兵们也迟疑不决地向我们致军礼；我们在裁缝那里定制了一顶“特殊”的帽子，就像军官们戴的大檐帽。

在这所学校，走读生也都经过挑选，住宿生里有不少都是大人物的孩子。不是来自贵族、名门，就是像我这样来自富裕的市民家庭。每天晚上，“吸烟室”（管理员允许五年级以上的孩子们在午餐和晚餐后吸烟）变成了元帅府，他们分别以勋爵、骑士、伯爵或帕普伯爵相称，挨个审查每个人的出身，连祖辈和曾祖辈也不放过；开始的时候我们都不谈别的，直到确定了每个人的头衔……从那之后，我们要严格遵守这个等级。我不难理解那位当屠夫的德热舅舅，还有当过军官、后来在咖啡馆里弹钢琴的埃尔诺舅舅，我自己也不喜欢这样的环境。当我列数了上百位家族前辈，我出乎意料地发现：在元帅府里，大家对我的“奥地利贵族身份”颇感兴趣，我因此得了一两分，社会地位有所好转。但即便如此，我也站在后台，站在群众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