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第5/18页）

由于“贫困交加”，我到新教传教士办的“救济站”蹭饭吃。一位脸色阴沉的大胡子男人弓腰站在汤锅前，这个人我以前从来没见过。莱比锡，除了心胸狭窄、爱喝苹果酒和淡啤酒的小市民外，还是充满了异国情调。大集市上不仅商品成堆，人也成堆。新教传教士们津津有味地品尝在他们看来既可怕又奇怪的大锅里做的海鱼、煮土豆等特色小吃……他们不明白我为什么爱吃味道过重的传统萨克森餐。战后，新教传教士从过去的德国殖民地被赶走，由于他们没有几个信徒，所以他们每天午餐后都向我传教——就像艺术家出于职业习惯，即使在火车上也忘不了背台词，仿佛他们担心所有莱比锡人都皈依了上帝，自己会忘掉传教的方法和本领。午餐后，新教徒们喝着淡淡的咖啡，点上一支烟味刺鼻的“进口雪茄”坐在救济站的会客室内，镜子上方悬挂着一面织锦，上面绣着这样的话：“假如在不幸的命运中你感到绝望，请想一下奥古斯特国王的话：学会不抱怨地忍耐。”传教士们朗读《圣经》，然后提问，架势活像一头野兽。我听了他们几星期的布道，后来不再去了。我还不如吃罐头维生，当时罐头在德国很流行，我整天吃廉价的、密封在铁皮盒内的牛肉，喝燕麦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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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莱比锡都做了些什么？家里人只知道我在大学用德语读书，准备成为一名记者。事实上我在幻想，在做梦。那时我很年轻，只有年轻人才做梦。我那代人并不渴望“出人头地”。我们真正渴望的只是梦幻，在我们生活里缺少不真实、不可证的童话元素……我在学校后面的墨丘利[154]咖啡馆里一坐就是大半天，那是莱比锡最古老的咖啡馆，好比一份“无所不知的世界新闻报”，上面有成百上千条新闻，每天我都会激动不已地阅读其中的绝大部分内容；仿佛我在预习课文，背诵那天在世界上都发生了什么。我吸着冒着鸦片甜香的烟缕、令人飘飘欲仙的英国香烟，做着梦，看着窗外的莱比锡街巷，那么平常，又那么陌生，如同沙漠中的一片橄榄树或棕榈树林。无限低调，又格外考究，一支英国香烟就完全满足了我的想象；但是，假如有哪位演员或哪出戏剧我不喜欢，我会在演出中间逃离剧院；我从来不进电影院。我能在雨里走几个小时，总是暗自演绎，我坐在莱比锡火车站——“欧洲最大的火车站”——的一条长椅上，等待那些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对他们也不抱任何期待的陌生人。后来我在国外，再也不曾像我年轻时代刚出国时那样放任自流。我没想从任何人身上获得任何东西，不管是好是坏，我都不曾期待；我对一切都心怀感激，哪怕是一抹微笑，一个声调；在那些年里，我还极度善良。也许，当时我是一位诗人。

我最喜欢读的还是诗歌。我在衣兜里揣着那些早已踪迹全无地消失在文学翰漠里的诗人的诗集。谁还会记得阿尔伯特·艾林斯坦[155]？这个名字听起来是那样的古老，那古老的声音就像是一个在时间与距离中迷途的原始人发出的。我记得他写过一本小说集《图布奇》，那本书我随身揣了好几个星期；小说并没什么特殊“意义”或“史诗性内容”，但在这位维也纳诗人所写下的字里行间和所描绘的幻境背后，都回响着清越不安的乐音；我对音乐心怀感恩。我一连几个星期都坐在墨丘利咖啡馆内翻译艾林斯坦的某篇诗作，不管我的译文是好是坏。在德国，几乎没有人知道弗朗茨·卡夫卡。我至今记得艾尔莎·拉斯凯尔—舒尔勒[156]清新淡雅的水彩画，就像在某次梦境里看到的希腊风景。那时候，捷克诗人布列兹纳[157]的诗歌刚被翻译成德语，由因赛尔出版社最新推出，在那之前，读者们尚不知道世界上存在这样一位诗人。有一位名叫库尔特·黑奈克的德国年轻人，我很长时间都以为他是一位大诗人。也许他在当时，在某个瞬间，确实曾是位大诗人。奥古斯特·斯特拉姆[158]写了许多未来主义的德国垃圾；当时我很喜欢他。威尔费尔[159]的声音已经相当响亮，他的第一部小说已经出版。戈特弗里德·贝恩[160]、西奥多·道布莱尔[161]、勒内·希克利[162]和阿尔弗雷德·德布林[163]等都在为新杂志撰稿。德国出版社正怯懦不安地从庸俗读物和战争宣传品中复活。

在这些诗人中，只有一两个名字留了下来，或许只有威尔费尔和卡夫卡的作品从当代的潮流与审判中幸存下来。卡夫卡对我的影响尤其巨大。在这个根本不能用公众标准进行衡量、只用欧洲文学的真正标准衡量价值的狭窄圈子里，这位年轻的捷克—德国作家的作品已经被划归为经典作品，他在四十一岁那年病逝，死后只留下残章断句。卡夫卡是我自己为自己发现的作家，就像梦游者发现了笔直的路。在一家书店里，我从数以千计的图书中抽出一本名为《变形记》的小册子开始阅读，我当即知道：是的，卡夫卡既不是德国人，也不是捷克人，他是一位最伟大的作家，这一点我不可能搞错，不可能误解。对于一位年轻作家来说，找到自己成长需要的榜样，凭的是神奇的本能。我从来没有“模仿”过卡夫卡；但我现在已经很清楚，是他的几篇文字、他对事物的洞察及其观点照亮了我内心幽暗的区域。很难为文学的“影响力”下定义，很难与在作家身上启动了文学思考过程的那些人坦诚相对。不仅是生活，文学也充满了神秘的亲属。在我的生活中，这种情况屡次发生：我遇到一个人，我觉得这个人似曾相识（那种熟悉感来自复杂、痛苦和某种未能实现的久远约会），让我不得不带情入戏。有的时候我与人相遇（很少遇到女性，通常是男性，因为可爱的女人都会让我感到有一点“熟悉”，让我想起从前那个已被我不忠地淡忘的伊娃），这些人让我无法回避，我们是亲属，有些事我们必须要谈，当面谈，一对一地谈！这种相逢有时也发生在文学中。一个熟悉的灵魂发出令人无法抗拒的呼唤，将自己袒露给别的人。卡夫卡的世界和他的声音，对我来说非常陌生；尽管我知道这位作家的“影响力”从未在我的文字上有所体现，但是他让我内心的能量获得了释放；我一下子作为另一个人进行观察，用另一种方式进行分析，与此同时，不仅唤醒了他的力量，还使他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并感到惊恐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