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第6/18页）

害怕的人才会叫喊。正因如此，我在惊恐中迅速开始写作。我写诗歌，在那个莱比锡的秋季，我写了整整一本诗集——后来由一家外地出版社出版，书名为《人类的声音》。“人”，遭受凌辱的人文，在德国的新文学里就像一出节目，就像杂耍戏院里的海豹。诗集中有一首取了一个这样的标题：《人类的曙光》。有位一度彻底沉默、销声匿迹的德国年轻诗人莱昂哈德·弗朗克出了一本新书，标题是《这是个好人》。这类标题本身就足够时髦，出版社和读者都满心共鸣地接受诗人。诗人们聚焦于“人性”，就像其他的艺术形式那样，发掘出过去从未触及的题材领域。一切全都付诸纸上。人性也从未像那五年里被那般放肆、无礼地羞辱过，一下子成了文学商品。

我跟一位荷兰裔的年轻人坐在墨丘利咖啡馆里，他的名字很长很美很迷人——阿德里安·冯·登·布洛肯·尤尼尔。我们共同创办了一份名为《安狄米恩[164]》的文学刊物。这本杂志只出了一期，其经费就花光了阿德里安从他父亲那里继承到的全部遗产，大约六百马克。我从来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用宙斯的那位并不幸福的儿子命名我们的杂志。关于安狄米恩的传说我们只知道这个，他妻子只能在他的梦里永不厌倦地亲吻他，并遭受众神惩罚，怀了多得离奇的女儿。很可能是因为我们喜欢这个希腊名字的旋律感。那本杂志只发表诗歌，大部分诗歌是阿德里安写的。即使在偏爱神秘传说的莱比锡，我们也应该揣测到，我们的杂志不会吸引太大的读者群。不管怎样，对我来说创办这本杂志的成效是，改善了我在异国他乡的孤独境遇：从那之后，有越来越多满怀期待、钟爱诗歌的外国年轻人聚集在墨丘利咖啡馆。谁都跟我没什么关系。我是一位年轻诗人，孤独而好奇，那个时候，我是一个面色苍白的瘦削男孩，前额垂下一绺头发，就像旧版画上刻画的那种面无血色的病弱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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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比锡是这座精致的萨克森小城与粗粝、冷酷的异邦情调不同寻常的化合物；难怪马伊·卡洛伊曾住在这里，再不愿离开，他在一栋被雨水洗刷成深褐色、建造于世纪末的分离派风格的房子里写出了《阿尔巴尼亚山民的秘密》。我即使生活在彭巴斯大草原[165]，也不会比住在莱比锡更加危险。每逢遇到大集市，我尽量不跨出墨丘利咖啡馆的门槛，因为我和阿德里安都极其蔑视世俗生活中的采购场景。要维持符合诗人身份的、真正虚无缥缈的生活方式，说来说去还是需要钱。

我对钱的态度格外特别，我从来不曾惧怕过它。从天性上讲，我是一个吝啬鬼，而且一直都是，我是那种谨慎小心的寻欢作乐者。我从来不为可能遇到的生活烦恼忧心忡忡，既不担心会饿死，也不怕需要什么而没能力获得。直到今天我都不明白，我对钱所抱的这种君王般的傲慢态度到底从何而来。我的生活条件从出生到现在，都没发生过太大的改变。没有哪个月我曾彻底摆脱过金钱上的困窘，但我从来没有因为没钱而苦恼得失眠，只要我手头上一有钱，就会随手乱花，转眼之间花个干净；但是与此同时，我记下所有的日常开销，连小费都记，我随手记下自己的全部犯罪记录，就像一位自命不凡的账房先生，每天都认真地记账。在莱比锡，我那点可怜的生活费，是由父亲每三个月一次地转账到一家声誉良好的私家银行，银行的名字叫“科纳特、纳霍德与库恩”；这些古老的德国私人银行，通常坐落在狭小、低调的僻静地方，那些见识不多的公务员即使站到漆色剥脱的旧写字台前，也不会发现其中的奥秘：它们的金融网络遍布世界，业务之多根本不次于我们家乡的那些大理石宫殿，甚至更加生意兴隆。很快，我跟这家银行建立了友情。他们可以不按“银行的常规”付给我钱；当然，我父亲随后会补付那些账。

他们预支给我钱，是因为我还年轻，我是个人生地不熟的学生，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他们的钱过一段时间就可以收回来，他们出于传统而相信这点；他们知道，这是一位地地道道、市民阶层的年轻人，他到国外念大学，花光了一个月的生活费，刚到10号就囊中羞涩，连一枚铜板也没有了。因此，德国市民家庭会借钱给离家求学的外国男孩，这些小小的帮助会加强私人银行与好几代市民阶层的密切关系。这些男孩慢慢长大，父亲们会偿还儿子们留学期间的欠款，男孩们摇身变成律师、医生、商人、工厂主，即使出于仁慈之心，他们也会通过那些曾在学生时代在某种程度上帮助过他们的银行做生意……这种情况相当普遍。莱比锡的私人银行以某种家长制、家族化的处理手段，帮助外国市民阶层的年轻人随机地解决“月供”难题。这一点也不是开玩笑，后来我在德国外地城市发电报给莱比锡的金融机构，抬头称：“亲爱的银行……”亲爱的银行总能有求必应地寄给我两百马克，有时还会在汇款单上附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