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第8/18页）

在莱比锡，我暂时为自己的德语水平感到自豪。雷曼是一位秃顶、矮胖的萨克森幽默家，他总是鼓励我，希望我成为布达佩斯名流。匈牙利有两类人名声很好，好士兵和好记者。德国人认为，我们至少能做这两个职业。但我的身份听起来还跟布达佩斯人不同，我来自菲尔维迪克，应该算是乡下人。我跟雷曼每天都在咖啡馆碰面（他心地善良，语锋犀利，总是不依不饶地挖苦萨克森人，极具杂文家天赋），他一脸严肃地问我：“您又在写诗呢？”他认为，年轻人要好好珍惜自己的才能，因为一个人稍不留意，马上就会犯青春的罪——写诗。他想让我写文章，时不时地递给我五十马克。我在文章里描绘了莱比锡的租赁房，讲述跟萨克森人在饭馆里度过的一个夜晚，记录跟一位萨克森哲学家在大学的交谈。他给我布置家庭作业，让我为《龙》写一篇讽刺文章，命题为：“在莱比锡博物馆，在马克斯·科林格[170]的贝多芬雕像前的思考”。（莱比锡的批评家们认为，科林格“将古希腊美的理想”雕刻到了大理石里，但是在我看来，像某个人用萨克森口音说希腊语……）我满怀热忱、不偏不倚、行文自如地进行写作。在《龙》中，雷曼挖苦所有的人，包括给报纸出钱的家伙、漫画家和在周刊上做广告的广告客户。几乎每期都会登一些我写的短文；条件只有一个，我保证不投给莱比锡报社……在莱比锡官方的精英圈里，这份小报令人又怕又恨，就像在市民家庭夜壶里放苏打粉。虽然，萨克森人晚上在饭馆里脸红脖子粗地高声谴责，但他们还是要看。雷曼是我的第一位编辑，他有本事让人随心所欲地看世界，不管我把它看成什么样都没有罪。

我报名上大学，在文学系读了半个学年。这所专业学校隶属于报学研究院。很自然，研究院也由一位秘密顾问官[171]领导（威廉时代，在德国大学里留下了不少秘密顾问官），这位人称“枢密院顾问官布吕谢尔”的人早在青年时代，早在创始人莱奥波德·索恩曼时期就曾在《法兰克福报》供职。那些想在莱比锡大学“学习”写新闻的学生们，师从一位名叫约翰·克莱因鲍尔的哲学家。学院里有教学楼、规模庞大的图书馆、价值连城的藏书和成千上万份旧得不能再旧的旧报纸。我始终难以理解研究院的“教学计划”。秘密顾问官每天晚上都做报告，回顾德国日报的起源，回忆自己的青年时代，讲《十字报》如何初出茅庐就战胜了自己的众多敌手……

毫无疑问，这一切都带着文化史的性质；但是跟日常性的新闻写作没有关系，可以说风马牛不相及。

我听说，美国的类似研究机构通常会为事业心很强、有新闻写作天赋和从业意愿的学生们提供很多的实践机会；但莱比锡的研究院对此却严格禁止……有一天，顾问官得知我给雷曼的报纸写文章，他感到吃惊，并禁止我在没有得到毕业证书之前为那份报纸工作……我耐着性子去教学楼听了一段时间的课，直到我意识到自己已对那里的课程厌倦透顶。学期结束前，哲学家克莱因鲍尔把我叫到一旁，劝我离开研究院。我们友好分手的直接原因，就是我应顾问官要求编辑了一篇关于《皮斯堡日报》编年史的论文；他本人，顾问官本人都认为这篇论文写得很蠢，事实也如此。我根本就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我在《十字报》的旧报纸中花费时间？我学了半个学年，遭到劝退，因为我这个学生是个无可救药的榆木脑袋，最终我转到文学系的另一个专业，在那里听了半学年的“辩证历史观”，格茨[172]和弗莱耶尔[173]。

无论我自己怎么美化，我在莱比锡大学里都没学好，我在父亲面前感到失败的耻辱。父亲始终坚持说，既然我已下决心干这一行，怎么也要“拿个什么文凭”。从前，家人希望我也攻读法学，以后成为律师，接管我父亲的事务所。父亲并不希望我误入歧途搞什么报道；当然，当他在报纸上看到我的署名，他也很自豪，不过他要求我大学毕业。每个学期，我都要将记分册寄到考绍；几年过去，我慢慢变成了一位“老学生”，先后在家乡、莱比锡、法兰克福和柏林的大学里学了十个学期。我始终没拿到博士学位，因为我一点不觉得那个头衔有什么值得自豪的；在我看来，那只是个没用的幌子，花两百马克我就可以买到这个学历，选一个平常的课题，比如，做一个半小时关于俄罗斯文学的自由演讲。一位大学生总共只需花半年时间，就能把博士学位搞到手，每个人都能从文学系毕业。我一学期一学期地在大学之间流浪，越来越不相信自己能在未来的职业生涯中用上我的“大学文凭”。有时我追随某位教师，有时给某位校长当助手，根据他给出的方向，在成山成海的资料中发掘某枚未知的箭矢；这种时候，我能一连几个星期都乖觉地坐在教学楼内，直到讲座窒息于讲演者的“体系”里。我意识到，我需要的东西，大概只能自己寻找，必须通过独立思考才能够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