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5/17页）

汉斯·埃里希成为社会主义者，大概就像一个人有一天决定成为素食主义者那样简单。他的阶层背景和内心信仰，都跟这个立场风马牛不相及。我总抱有这样的想象：如果一个人成不了别的，就会成为革命者。汉斯·埃里希就这么简单地做出了决定。他渴望“职业”，这很自然。我们一起生活了很长时间，后来他也去了巴黎，在那里读了许多书，学习期间，他对巴黎人不可救药的无序感到紧张和厌恶。三十岁时，他已为德国最大的报社写头条文章；一两年后，他被选入了帝国议会。我在希特勒出任首相的几天之前去过一趟柏林，跟他一起散步。他的衣着打扮相当时髦，开着一辆崭新的轿车在城里疾驰；他向我介绍他的女友，那是一个漂亮、肥胖、体格硕大的女人。

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巴黎广场；他停下车，我跳下车后跟他告别。

“革命将会逐渐取得胜利。”他沉思地说，胳膊肘支在车窗上。

三天之后，国家社会主义党[211]占领了帝国。汉斯·埃里希被关进集中营。他工作的报社也更换了主人，过去的同事全被扫地出门。汉斯·埃里希被时间遗忘了，就像我年轻时代的许多伙伴；我再没听说过他的一点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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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柏林的那几年，也不乏风流倜傥的日子；那个时期，正是“忧郁柏林”的特殊岁月。我们轻浮、放浪地生活在灯红酒绿、矫揉造作的大城市里。城市的丑陋和建筑的贫瘠也讨人欢喜；假若让我现在回想那一段时间，我会惊诧地意识到：后来，不管我在哪个国家，都再也不曾像在战后一年半的柏林那样感受到那般神秘、浮浪、不羁、轻率的年轻。“革命”时常爆发，但在血腥的斯巴达克起义失败后，人们不再过分关心那类幕间休息式的丑闻，就连参与者也不。曾在魏玛时期为新宪法和自由权益欢呼的德国人民，不再关心自由问题。艾伯特[212]接受了其稳重而理性的政党的委托，收拾那个烂摊子。德国社会民主党暂时掌握了国家大权，但是既不会使用，也不会滥用。

绝大多数“革命”，包括在卡普[213]政变的日子里，都是平静无澜地进行的。同时代人对革命并没有直接的兴趣，只是注意到灯灭了，电话不响了，饭厅里的水龙头不流水了，我们要用矿泉水洗漱。我们很快学会了“现代革命”的生存技术：所有人都在家里备一小把蜡烛和几升瓶装的法辛艮牌[214]矿泉水。当时货币贬值还不那么严重，并不像后来马克在几天之内，甚至几小时之内就变成废纸。外国人拎着成筐的外币到物价便宜的德国来购物；在德国工厂的仓库里，则堆满了外国的原材料。每个人都有事可做；只有中产阶级、会拉丁文的学者和公务员损失惨重，靠薪金和退休金生活的中产阶级束手无策地充当了“涨价”、“昂贵”的牺牲者。在那几个月里没有人相信，或许连国外都不相信：马克真会遭此劫难。千元面值的旧币仍在流通，有一次我去德意志银行取一笔国外来的汇款，领到的竟是几百张印有威廉头像的千元纸币，我感觉自己是一个富有的资产阶级分子。工人们迅速集结起来，用复杂的提薪运动应对灾难；但是中产阶级惊恐万状地木然观望，仿佛小市民的偶像轰然倒塌，突然被货币贬值的台风从退休金、有保障的收入、储蓄存款和生活费的暖巢中吹走。有一天我们意识到，柏林的一切都在出售或出租。

我从布吕切尔大街点煤油灯式的孤单，很快搬到了摩登的柏林老区。我每个月都要换一套公寓。我在“将军们的遗孀”家里住过，女房东们住在上下五层的豪华府邸里忍饥挨饿；我在有八个房间的医生家住过，而医生要自己打扫整套公寓；我还在前普鲁士总理家寄宿过，他一年的退休金还不够买两磅面包。一座座神秘的豪宅在我眼前展现：“西柏林”气宇轩昂、与世隔绝的大贵族庄园。一间巴黎顶楼客房的月租，可以在选帝侯大街租下四五个房间，沙龙里摆满了德国品味的珍贵艺术品，青铜雕塑和大理石像，我在文艺复兴风格的大床上睡觉，在古老的德式橡木雕花饭厅里用午餐。从那时候起，我不动脑子地挥霍钱财，我会在第二天意识到，我要比前一天更富有。人们在街上跌跌撞撞，嘴里胡乱喊着数字。大凡那期间在德国人中间生活过的人，不管他有意无意，全都是骗子。疯人院里关满了疯子。在那几个月里，大工厂和银行都不可思议地暴富起来。施廷内斯[215]的阴影在大地和水面上飘荡。中产阶级既无能又无助，绝望地等待厄运降临，被卷入了疯狂的假面舞会。

我用自己荒诞、可鄙的富裕，接济“将军们的遗孀”。我带回黄油送给她们，房东们低眉折腰、滋味难言地道谢并笑纳；至于普鲁士总理，我则给他雪茄烟。无论对于旁观者还是蒙难者来说，这一切都是说不出地令人生厌。但是，青春就在这一切中勃发，那是一段特别的胜利时光，生活中没有任何阻碍，仿佛自然法则和经济规律全部失效，不管在哪儿都整日乐声，而且是黑人音乐。钱变成了废纸，我们在垃圾中踯躅，浑浊的浪潮卷走了所有人的价值，我们为自己还在苟活而自惭形秽；但是生活还是让人快活……冬季在浑浑噩噩的半梦半醒中流逝，我们在灾难的上空浮游，并没有什么罪恶感。柏林，绝望而发疯了的柏林，在这个残酷的冬季变得美丽。通宵的舞会流光溢彩。每天晚上，我们都成群结伙地看遍柏林所有的演出。每个人都“寻欢作乐”，好像感觉到死亡的威胁。德国年轻人总是在街上欢庆爱的节日，家长们失败了，失败得是那么羞惭和不可理解，以至于连防卫都不敢。每天夜里，我都带着新情人回到将军遗孀们的家中，在凌晨相识和分手的时候，中产阶级家庭的女孩们将她们的电话号码塞给我，但有谁真的在乎黑夜和爱情呢？一夜醒来，我躺在城西豪宅的卧室里，在陌生的房间里搂着陌生的女士，豪宅的女主人睡在我怀里；昨天我还不认识这个女人，明晚我也不会再认识她。一座城市，可以在瘟疫的死亡恐惧中如此狂欢。在瘟疫爆发的日子里，虽然我也染上了一些，但我仍揣着一种刀枪不入的安全感，对我来说，青春的节日就在那年冬天破晓。我不能感到羞惭，更没觉得自己有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