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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了解这个人的精神发展史,他从来不是“托尔斯泰主义者”,也没有流露过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倾向。同他交谈过之后,我不由得想,难道千百万俄罗斯人真的只是因为心中抱着减轻劳动的希望,才甘愿去受革命的沉重的苦难吗?花最少的劳动——获得最大的享受。这句话就跟一切不能实现的幻想一样,像一切乌托邦一样,倒是十分诱人的、吸引人的。
于是我想起了亨利·易卜生271的一首诗:
我是保守分子吗?噢,不是!
我就是我,终生都没有变——
我不喜欢拨弄一个一个的棋子,
我要把整盘棋搅乱。
我只记得一次革命——
它比一切革命都更明智,
它本来可以摧毁一切——
我指的当然是全世界的大洪水272。
可是,那回魔鬼还是受了骗!
您知道,挪亚当上了独裁者。
啊,要是这事您能做得更诚实,
我不会拒绝帮助您——
您去引来大洪水,
我则乐意在方舟下面放鱼雷!
捷连科夫的杂货铺盈利很少,而需要物质帮助的人和“事业”却越来越多。
“得想点办法才行。”安德烈忧虑地捋着自己的胡子说,负疚地笑了笑,深深地叹了口气。
我觉得,这个把自己看作是被判了终生为人民服苦役的人,虽然心甘情愿地承受着这种惩罚,有时却也感到很吃力。
我不止一次地用各种话问他:
“您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显然,他没有明白我的问话。他在回答“为什么”这个问题时,只是文绉绉地、含含糊糊地讲一讲人民的苦难生活,讲一讲教育和知识的必要性。
“什么,人们想得到知识,寻求知识?”
“怎么不想呢!当然想!您不是也想吗?”
是的,我也想得到知识,可是我又记起了历史教师的话:“人们寻求的是忘却、安慰,而不是知识。”
对十七岁左右的人讲这类尖锐的思想,是不适宜的,多说几次之后,这些思想就会失去锐气,而听的人也不会得到什么好处。
我越来越发现,人们都喜欢听有趣的故事,那是因为,听故事能使他们暂时忘记眼前的沉重而又习以为常的生活。故事里“虚构的东西”越多,他们就越是爱听。那些充满美丽“虚构”的书,就是最有趣的书。简言之,我如堕五里云雾,无所适从了。
捷连科夫想开一个面包铺。记得我们当时十分周详地估算过,这个铺子的每一卢布至少可以赚到三十五戈比的利润。我的职务是当面包师的“助手”,作为“自己人”去监督面包师,防止他偷面粉、鸡蛋、黄油和烤熟的面包。
于是我就从那个又大又脏的地下室搬到了这个窄小的、但比较干净的地方。店里的清洁卫生也由我负责。这已不是四十人的大班子,我面前只有一个人,这个人的鬓角已经斑白,留一撮尖尖的胡子,有一张干枯的熏黑了的脸、一双乌黑的若有所思的眼睛和一张古怪的嘴,这嘴小得像鲈鱼的嘴一般,厚厚的嘴唇嘬得紧紧的,仿佛要跟谁接吻似的,在他那双眼睛的深处还闪烁着某种嘲讽人的东西。
他当然也偷东西,在开始工作的第一个晚上,他就把十个鸡蛋、三普特左右的面粉和一大块黄油偷偷放到别的地方去。
“你这是干啥呢?”
“这是给一个小姑娘的,”他友善地说,又皱起鼻梁补充了一句,“一个挺好——好看的姑娘。”
我试着劝他说,偷东西是一种犯罪行为。但是,不知道是因为我嘴笨,还是因为我自己也不够坚信我所说的道理,我的话没有起作用。
面包师躺在装生面团的柜子上,两眼望着窗外的星星,表示惊讶地嘟哝道:
“竟然教训我!初次见面就要训人!可我要比你大三倍呢。真可笑……”
他眼睛望着星星,问我:
“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你以前在哪里干活?在谢苗诺夫家吗?就是原来进行过暴动的那一家吗?对了,那就是说,我曾在梦里见过你……”
过了几天之后,我发现这个人很能睡觉,什么姿势都能睡着,甚至站着扶着铁铲也能睡着。他睡觉时微微扬起眉毛,脸变得怪模怪样,呈现出一种嘲弄人的奇怪的表情。他最喜欢的话题,是讲述有关金银财宝和做梦的故事。他肯定地说:
“我透过大地看到,整个大地就像一张馅饼,里面藏满了财宝:一罐一罐的钱,到处都埋藏着箱子、铁罐子。我不止一次梦见过熟悉的地方——比如澡堂子,在澡堂子的一个角落里埋藏着一箱银餐具。我醒来之后,连夜就去挖掘,挖了一俄尺半深。我一看,原来是一些煤块和狗骨头!咳,找到的竟是这种东西!……突然,哗啦一声,我把玻璃窗碰碎了!一个婆娘疯狂地尖叫起来:‘救命呀,有贼!’我当然逃跑了,否则就要被毒打一顿。真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