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年日记 （1970）（第3/5页）

彼得·卢宾

卢宾先生在他的文章《华而不实与杂七杂八》中提供的形形色色的各种迹象绝对令人眼花缭乱。如他的“v ugloo”（俄语，意为“在角落”）之类要比我更在行。真是美妙，他将《微暗的火》中一个可怜的小人物询问的三个术语在艾略特那儿查出了它们的老窝。我很欣赏将插词法（类型I）定义为一种“语义衬裙，套在裸露的名词和衣冠楚楚的成语之间”，还有由莎士比亚的萤火虫开始“暗淡了它的微弱之火”来说明卢宾的“预期”插词法。而对一次采访N的戏仿足以令人信服地抓住读者了。

露西·莱昂·诺埃尔

当我1939年放弃俄语时，我很担心我英语的脆弱，这一事实也许就是证明：甚至在莱昂夫人检查过我在巴黎写的《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的手稿之后，我移居美国，请求如今已故的阿格尼斯·珀金斯，可敬的韦尔斯利学院英语系主任帮助我阅读此书的排版校样，之后，另一位好心的女士，西尔维亚·伯克曼检查我最早几篇英语短篇小说的语法，这些短篇小说40年代初期登在《大西洋月刊》上。

我感到遗憾，露西·莱昂在她亲切调整过的“录音”中谈论我的内容少于谈她的兄弟亚历克斯·波尼佐夫斯基，而我很喜欢他（我尤其喜欢回忆他有点古怪的性格，这性格让他颇受剑桥大学同学的喜爱，有时，我们坐在炉边说话，他会若无其事地抓起一只小墨水瓶，把里面的东西吞下）。她描述在巴黎和詹姆斯·乔伊斯一起吃饭，我发现她竟别具一格地说我腼腆（而在报纸上经常看到有人抱怨我“傲慢”）；但她的印象正确吗？她把我描绘成一个羞怯的年轻艺术家；实际上，我四十岁了，充分意识到我已经为俄国文坛做了什么，这让我不会面对任何活着的作家感到畏怯。（要是莱昂夫人和我更多地在聚会上相见，她可能会意识到，我总是一个令人失望的客人，既不愿意也没有能力成为社交明星。）

另一个小错误发生在参考书目上，那是关于我为她的专辑写的回文。在俄语中，可倒置的句子并不新鲜：无名的沙漏“a raza upala na lapu Azora”（“玫瑰花落到亚速尔的爪子上”）连儿童都熟悉，就像另一首儿歌，“able was I ere I saw Elba”。实际上，我的Kazak第一行不是我的（我想是一位技术精湛的诗人，已故弗拉基米尔·皮奥乔夫斯基提供的）；我的新意在于，将回文扩展到一个押韵的四行诗，后三句诗意思连贯，但每一句都可以回文。

欧文·威尔

说来也奇怪，由欧文·威尔（在本卷其他地方，关于我的《奥德赛》，他写了一篇有趣的文章）附在我的Kazak上的注解也需要纠正。他认为“如果去掉最后一个音节，第3和第4行就各自都是回文”，这是错误的。所有4行都是回文，没有“最后一个音节”可以去掉。(3)尤为遗憾的是威尔先生对其中一词的误译。他把“芦荟”的俄语对应词与aloe混淆起来，后者意为“红的”或“粉红的”，而那也译错了，成了“紫色的”！

我也必须质疑威尔先生文章《一个翻译家的奥德赛》中难以理解的一个说法。俄国律师E. M. 库利什很可能是我父亲的一个“老熟人”，但他并不“和纳博科夫家族走得很近”（我记不得他是怎样一个人），我从没有说过威尔先生在文章第一段中暗示我说过的那些话。

莫里斯·毕晓普

我的老朋友莫里斯·毕晓普（校园中我唯一亲近的朋友）回忆我在康奈尔大学期间往事的文章让我大为感动。《继续说吧，谟涅摩叙涅》(4)中有一章是关于这一时期的，这是一部写我移居美国二十年生活的回忆录，先前，我在俄国居住了二十年，又在欧洲待了二十多年。我的朋友暗示我对普希金课上学生的缺乏能力感到烦恼。不是那回事。令我烦恼和生气的是康奈尔大学体制的愚蠢无能。

罗斯·韦茨施泰恩

我记得在康奈尔大学我班上的大部分好学生。韦茨施泰恩先生是其中之一。他对我的“《荒凉山庄》图表”有很感人的回忆，此图表保存在我的讲义中，将收入我的文学讲稿集（包括《荒凉山庄》、《曼斯菲尔德庄园》、《包法利夫人》等），将来有望出版。想来觉得奇怪，我的食指和拇指之间不再有粉笔清凉光滑的感觉，也不再对（擦得不干净的）“灰板”开玩笑，以引来几声咯咯的笑声。

朱利安·莫伊纳汉

莫伊纳汉先生在他迷人的文章《〈洛丽塔〉和相关记忆》中回忆他的俄语教授，已故的列昂尼德·斯特拉霍夫斯基博士（大部分国外出生的讲师常是“博士”）。我认识他，他并不真正像我的普宁。我们半个世纪前在柏林的文学聚会上见过面。他写诗。他戴着单片眼镜，并无幽默感。他沉溺于他的军旅和生活奇遇的戏剧性细节之中。他的大部分故事在关键时刻常常不了了之。他做过电车司机，撞倒过一个人。他坐着小船逃离俄国，在波罗的海船只漏水。当问他后来发生了什么时，他无力地摆摆手，做了个俄国的姿势，表示绝望和不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