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年日记 （1970）（第4/5页）

埃伦蒂·普劳弗

埃伦蒂·普劳弗关于我的俄国读者的报道既鼓舞人心又令人悲伤。她评论说“在苏联，所有年龄段的人都倾向于文学有说教的功能”。这标志着一种绝境，尽管新一代中不乏人才。正如《文学报》（Literaturnaya Gazeta）在《关于束缚》（1970年3月4日）中说的，这是一种“Zhalkiy udel”（可怜的命运）。

斯坦利·埃尔金

埃尔金先生的文章《三次会面》是对那种“我记得……”的戏仿，其中好几段文字极为滑稽，如对重复的可笑的变形，或随意参考“某种可爱的形式”，他和我相遇在“奥里诺科流域探险”中。我们的第三次相遇是一声尖叫。

罗伯特·P. 休斯

《〈斩首之邀〉译注》的作者休斯先生是少数这样的批评家之一，他们注意到变色的美洲落叶松、诗意的塔玛拉平台。客观地阅读这部纪念文集，我能够说，休斯先生对这一翻译中诸多问题的讨论是非常巧妙和有益的。

卡尔·R. 普劳弗

普劳弗先生讨论了另一种翻译，即对我多年前的一部作品Korol', dama, valet的翻译，旨在解决一件更吃力不讨好的事情，首先是因为《王、后、杰克》“没有克服它原先的弱点”，还因为修订和改写模糊了译者忠实于原著的旨趣。他想知道，20年代至60年代之间在德国，胆怯和残暴的弗朗兹会犯下什么（比计划杀害他的伯父）“更糟糕的罪恶”，但略加思考，读者就会明白那种人在那个特定的年代会有什么样的行为。普劳弗先生在他的文章《纳博科夫的杰克牌》的结尾说，他期待《玛丽》的英译本不同于俄语原著。而期待却是许多赌徒失利的原因。

W. B. 斯科特

我阅读过并很欣赏斯科特先生讨论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译本的文章《柏树面纱》，该文最早刊登在《三季刊》1965年冬季号上。这是一篇别具一格的文章。我的译著修订本即将出版。

斯科特先生也与译著的最后一部分有关，这是一封署名季莫费·普宁，写给“受尊敬的苹果教授(5)（原文如此）”的信，是一件令人惊叹的事，学术和高尚精神交织，产生了一篇字母组合的杰作。

索尔·斯坦伯格

索尔·斯坦伯格为我妻子和我描绘的证书上，每一笔每一画都仿佛是魔术。

R. M. 亚当斯

亚当斯先生致“司汤达男爵”的信谈到了我，这是一封写得极为机智的信——我不知道为什么，此信也提醒了我那些可怕的小奇迹，棋题作者称之为“自将死”（在确定的几步棋中，白方迫使黑方赢棋）。

安东尼·伯吉斯

在安东尼·伯吉斯的诗歌中，我尤其欣赏那位马耳他杂货商的猫，它喜欢坐在天平上，人们可以看出它的体重。

艾伯特·J. 格拉德

格拉德先生在论《爱达》的文章中写道：“甚至科莱特(6)也无法传达出如此优雅的韵味和语气。”《爱达》中曾提及这位女士。

赫伯特·格尔德

格尔德先生回忆我们在纽约北部和瑞士一家旅馆的会面，犹如闪光的木板招牌，混合着事实和虚构。我乐于回忆和这位困惑的《星期六晚邮》编辑的通信，他曾写过我认为是对我的访谈——或至少是对在蒙特勒我的扮演者的访谈。

理查德·霍华德

霍华德先生的诗歌《等待爱达》有着对镜子大酒店非常精彩的描写，很像“近乎珍珠般的牛轧糖质感新艺术”之地，最近我于意大利逗留期间在那儿“拼命地工作”。

约翰·厄普代克

我对厄普代克先生心存感激，他提到亨伯特·亨伯特如此怀念的那个巴黎雏妓。另一方面，根本没有理由对那个小出版社那么严厉和轻蔑，这个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四本漂亮的书。

R. H. W. 迪拉德

迪拉德先生的诗歌《乡居一日》非常迷人——尤其是第4节中，“光线穿过树叶，就像蝴蝶飞舞”。

霍顿斯·卡利什

卡利什小姐用一种复杂的隐喻表达了她分享作家同行的妄想症的意愿。很奇怪，甚至最好的帐篷也必须取决于它搭在何处。

J. 巴思

亲爱的巴思先生：

感谢您的生日祝福。我也祝您长寿。我的摇篮边有那么多的好人啊！很高兴得知您喜欢马克斯·普朗克。我也相当喜欢他。但并不很喜欢塞万提斯！

V. N. 谨上

克莱伦斯·布朗

布朗先生迷人的俄语诗歌的第31—32行展现了一种反向倒转，罗蒙诺索夫也许为之自豪，如果按字面翻译：“为什么但丁的地狱在第七圈燃烧对他更好？”他为一家英国周刊画的漫画很精彩。

查尔斯·纽曼

《三季刊》的编辑在《美国化的V. N. 》（在目前的情况下，是一种令人兴奋的物理过程！）一文中回忆，他带着《微暗的火》“在炎热的得克萨斯参加基础训练”，取下书的封皮，安全地“藏在工作服的大口袋里，就像一把长刃猎刀”，避开军营中士。文章写得很漂亮，犹如一篇感人的叙事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