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部分 去杠杆化_2011年夏末（第19/22页）

前一天晚上，萨缪尔去这本书的宣传派对转了一圈。这是他和佩里温克尔达成的协议的一部分。

“别难受，”拍完强制性的照片后，佩里温克尔说，“这是你一辈子最明智的决定。”

“这样就能解决法官的麻烦了吧？”

“我已经解决了。”

法官发现费伊·安德烈森－安德森已经潜逃挪威的当天——意味着他面临的是很可能会持续好几年的一场引渡官司——他接到了派克总统竞选团队的电话，邀请他接受一份工作：犯罪克星。唯一的条件是，他必须放弃这个案子。由于费伊的案件明摆着不可能很快结案，也因为犯罪克星的工作邀约来自一位随身带枪的总统候选人，他不可能拒绝这个请求，因此法官答应了这些条件。他无声无息地把案件塞进有关管辖权的法律官僚黑洞，正式从法官的位置上退休。他在新工作上的第一份政策提案是削减第一修正案赋予左翼抗议者的人权，派克州长狂热地为这份提案背书，他希望能在衷心厌恶所谓“占领华尔街”事件的保守主义人群中轻而易举地捞取一些分数。

萨缪尔每天都能听见华尔街抗议者弄出的声音。早晨他醒来，喝咖啡，一口气写作到下午，他坐的大皮椅旁边就是俯瞰祖科蒂公园的窗户，抗议者的耐心似乎好得出奇。他们显然打算一直睡到冬天去。贝萨妮让他随便选房间，他选了西边的这个房间，白天能够看见抗议的人群，傍晚能够见到太阳落下。他逐渐喜欢上了鼓声，尤其是鼓手已经通情达理地同意只在白天打鼓了。他喜欢鼓声的节拍，无休无止的前进势头，鼓手能够片刻不停地连打几小时的劲头。他努力学习他们的自律，因为他开始了一个新项目，正在写一本新书。摆脱了旧合同的约束后，他对佩里温克尔说过这件事。

“我要写我母亲的故事，”萨缪尔说，“但我写的是真相。真正发生过的事情。”

“你指的是哪些事情呢？我很好奇。”佩里温克尔说。

“所有的事情。这本书将无所不包。完整的故事。从她的童年一直到今天。”

“所以这本书会有七百页，顶多只有十个人能读完？祝你顺利。”

“那不是我写作的原因。”

“哦，你写作是为了艺术。你也变成了那种人。”

“差不多吧。”

“姓名必须要换掉，你明白的。可被识别的基础事实也要更改，我可没兴趣再起诉你一次。”

“起诉我诽谤还是造谣？我不记得区别了。”

“诽谤加造谣，还有中伤、侵犯隐私、污蔑、名誉损失、财产损失、精神创伤和违反双方合同中的竞业条例。还有律师费，还有连带损失。”

“我会当小说写的，”萨缪尔说，“名字肯定会换掉。保证给你一个特别可笑的名字。”

“你母亲怎么样？”佩里温克尔问。

“不知道。大概很冷吧。”

“还在挪威？”

“对。”

“陪伴驯鹿和北极光？”

“对。”

“我见过一次北极光。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北部。我参加了一个名叫‘饱览北极光’的旅行团。我希望北极光能让我大开眼界，结果确实如此。我大开眼界。但我非常失望，因为北极光完全符合我对它的期望。完全就是我花钱去看的东西。就当是我给你买了个教训吧。”

“什么教训？”

“写你这本史诗巨著。还有你期望它能为你达到什么目标。就当北极光是你的教训吧。当然了，这是个比喻。”

萨缪尔不确定他想达到什么目标。刚开始，他以为假如他能搜集足够多的信息，最终就能得出母亲离家出走的原因。但他真能找到那个原因吗？任何一个解释都显得过于简单，过于凡俗。因此他不再寻求答案，而是开始书写她的故事，认为假如他能从她的角度观察世界，也许就能得到比答案更宏大的东西：也许他能找到谅解、同情和宽恕。因此他写母亲的童年，母亲如何在艾奥瓦长大，去芝加哥念大学，1968年的抗议，失踪前和家人度过的最后一个月，他越是写，这个故事就变得越广阔。萨缪尔写他的母亲、父亲和外公，写毕晓普、贝萨妮和校长，写艾丽丝、法官和庞纳吉——他尝试理解他们，尝试写出以前因为痴迷于自我而未能看清的事情。甚至是劳拉·波茨坦，恶毒的劳拉·波茨坦，萨缪尔甚至想分一丁点儿同情给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