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孤独的散步者的梦【1】（第18/46页）

我几乎每个星期日都到帕基去，在法齐先生家待一天。法齐先生娶了我的一个姑姑，在帕基开了一家织印花布的作坊。有一天，我在轧光机房里一边晾花布，一边观看轧光机的生铁轧辊。轧辊的光泽很好看，我用手指去摸，觉得很好玩。这时，小法齐在大转轮那里，他把转轮稍稍动了一下，真是巧得很，正好转过来压着我的两根长手指的指头，把两根指头的指甲压掉了，我尖叫一声，小法齐立即把转轮倒回去，于是两个指甲都卷走了。我的两根手指鲜血直流；小法齐也吓得大叫一声，跑过来抱着我，求我别叫喊，说我再叫喊，他就完了。我尽管疼得很厉害，但看到他那难过的样子，我的心就软了。我什么话也不说；我们两人到水槽那里去，他帮我把手指洗干净，用碎棉纱团给我把血止住。他哭着求我别去告他。我答应不去告他。我说话算数，严格遵守我的诺言，直到二十多年过去了，也没有人知道是什么事故给我这两根手指留下伤疤的。这两个伤疤至今还在。我在床上躺了三个多星期，有两个多月我几乎不能活动，有人问我时，我总回答说是一块大石头掉下来把手指砸伤的。

这出自侠肝义胆的谎言啊！

它岂不比任何真话都美吗？【46】

从当时的情况看，这次事故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因为那时我们正在搞训练，想把城里的人都组织起来。我原来是和三个与我同年龄的孩子编为一个班，要穿着军装和区里的连队一起出操的。可是这时，我却卧床不起。听到连队敲着鼓，和我的三个伙伴一起从我窗下经过，我心里是很难过的。

在我年龄稍大时，还发生过一件类似这样的事。

我和一个名叫普兰士的伙伴在普兰宫玩槌球，我们玩着玩着竟吵了起来，最后还动手打架。他用槌球棍在我没有戴帽子的头上打了一下，这一下打得那么准，如果再稍微重一点儿的话，就会把我打得脑浆迸裂的。我立刻倒在地上；这个可怜的男孩看见我满头是血，吓得慌乱无比。他当时心情激动慌乱的样子，我一生中还从来没有见过。他以为把我打死了，他扑过来把我抱着，紧紧地抱着我，放声大哭，还不时发出令人心碎的叫声。我也使劲抱着他，也像他那样激动得直哭。当时的激动是含有某种温暖的情谊的。他帮我止血，可是我的血还继续流。他眼见我的两块手巾不够止血用了，就把我搀扶到他妈妈家里。他妈妈的屋旁边有一个花园。这位善良的太太看见我这个样子，差一点晕了过去。她尽力给我包扎伤口：她用一盆清水把伤口洗干净后，又给我敷上用白酒浸泡过的百合花。这是我们家乡很好的敷伤口的药，很管用的。这母子两人的眼泪是如此之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竟使我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把她看作我的母亲，把她的儿子看作我的兄弟，一直到我不再见到他们以后，我才逐渐逐渐地把他们忘记。

同上次事故一样，我对这件事情也严守秘密。类似这样的事情，在我这一生中何止发生过一百次，但我在《忏悔录》中都不曾提；不提的原因，一则是由于我不知道如何才能把它们写得有意义，再则是由于我的性格使然。有时候我也讲了一些与我所知道的事实不符合的话，但那只是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或者是由于叙述的杂乱，或者是由于一时的兴之所至，下笔行文才有欠考虑，而绝不是为了我个人的私利，更不是为了有利于或有损于别人。将来，无论何人读我的《忏悔录》，只要他平心静气，不偏不倚，他就会感到：我在书中对我所做的事情的评述，远比我评述罪恶之事的用词更令人羞愧和令人难过；其实，要真是做了什么罪恶之事，尽管其性质十分严重，那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说的，而我之所以没有谈，完全是因为我没有做过罪恶之事。

从以上所讲的话就可看出，我所说的诚实，它的基础建立在思想的正直和公允上者多，建立在事情的真实上者少。我立身行事，遵循的是良心的指导，而不是抽象的真或假的概念。我有时候生编一些故事来讲，但我很少说假话。按照这些原则去做，尽管我让人家抓住我许多辫子，但我没有损害过任何别人，也没有把不该我得的好处捞给我自己。我觉得，只有这样做，讲真话才是一种美德。从其他方面看，对我们来说，它只不过是一种既无益又无害的纯抽象的事情。

然而，对于这样的区分，我心中并不十分满意，因此，不能认为我没有任何可非议之处。在仔细思量我对别人歉疚之事时，我是否也仔细检查过我对我自己也有歉疚的地方呢？如果说对别人要公正的话，对自己就应当真实，这是诚实的人对自己的尊严应有的尊重。在我和别人谈话的时候，因一时找不到适当的话题便迫不得已地编造一些无害的话说，这我当然是做错了，因为我不应当为了取悦别人而自己降低自己；在写作时，如果只图写得痛快，便给所讲的真事添枝加叶地描写，那就更是错上加错了，因为，用虚构的情景来美化真实的事实，实际上是在歪曲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