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第15/22页）

潜行者徘徊着考虑着，从他的角度来看——既作为“区”的信徒，又作为以此谋生的人——这个消息糟透了。他突然转过身，想从教授手里抢过炸弹。他们扭打起来，但是作家过来插手——三次——把潜行者推到漂着灯泡和化学装置碎片的脏水里。很奇怪，教授对这干预不以为然，潜行者又冲过来，再一次被摔在地上。在这个时刻，不能不让人想起唐·德里罗（Don DeLillo）(53)的《白噪音》（White Noise），在结尾处，威利·米克有一番精神错乱的演讲：“房间的关键在于他们是在其中。没有人应该走进房间，除非他了解这一点。人们在房间里是一种行为方式，在街道上、机场和公园里则是另一种。进入一个房间意味着认可某种行为方式。接下来就是这种行为方式发生在房间里。”

这就提出了问题，是否在一个房间的入口并不仅仅是随便任何一个房间，而是“房间”，所有关于把这个地方炸上天国的议论，所有这些争吵、扭打、把别人推到地上，都是恰当的。

潜行者再一次爬起来，想知道为什么教授要毁掉人们的希望。这个地方是地球上留给他们的全部，是他们唯一能去的地方。为什么要毁掉他们的希望？对教授将要做的事情的恐惧让潜行者恢复了足够的力量，又一次冲向他——只是再次被越来越愤怒的作家推倒在地。（教授看起来像是刚犯过心脏病——他也被打得快断了气。）作家开始用言语攻击潜行者。他是个寄生虫，享受着万能之神的力量。怪不得他从没有进过“房间”——他已经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所有的力量和秘密。潜行者看起来很少开心；他总是为潜行者的工作心事重重，而现在——他的脸上有血污瘀青，双眼通红，泪水模糊——他看起来彻底绝望了。潜行者不能进入“房间”，他呜咽着说。他们甚至不能为了不可告人的动机进入“区”。不过你是对的，他对作家说。我是个寄生虫，我一辈子没做过什么好事，我没有给我妻子任何东西。我没有朋友。但是请不要把我的一切都带走。在铁丝网的另一边，我的一切都已经被带走了，他说。我所有的一切都在这里，在“区”里。我的快乐，我的自由，我的自尊。我带人们来这里，人们喜欢我——那些绝望的、饱受折磨的人。他们没有什么别的希望。而我带他们来这里。只有我，一个寄生虫，能帮他们。

经过一番直抒胸臆，所有的人都冷静下来。作家也开始怀疑自己。为什么豪猪上吊自杀了？因为他来这里是带着不可告人的动机。那么为什么他不回来忏悔？因为，他现在明白了，不是所有的愿望在这里都有效，只有你最深层的愿望，而对豪猪来说，那就是钱。面对自己真实的本质，他自杀了。“房间”揭示的真相是本体论的。“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都带着他或她独一无二的可能性——这就像一个目标，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像一条法律，”在约翰·伯杰和奈拉·比斯基（Nella Bielski）的戏剧《一个地理学问题》（A Question of Geography）中的一个角色说，“我们生活的使命是为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变得更加了解这目标，这样它才能最终实现。”除非你是个变态，或者其他种类的精神病患者。那么你生活的使命就是埋葬那冲动，保证你从不靠近小学的大门或者别的可能会变成“房间”的地方。

另一个不那么戏剧性的情景：如果你到了这里，进入了“房间”，完全相信它，而它显示你根本没有最深层的愿望，你以为自己想要的东西其实并不是你的愿望，那会怎样？你离开“房间”，离开“区”，但与豪猪不同，什么都没发生。你对“区”仍然狗屁不懂。你会由此认为你得到了满足，就像一只猫或狗的食碗里总有新添的牛奶一样？不太可能。至少如果你得到满足——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那你现在很可能被不满所占据。你会由此认为“房间”没有作用。你被耍了。潜行者没有经历这些变化，随着塔可夫斯基和斯特鲁加斯基重做、重写、重拍了这部电影，他经受了考验。你会给他打电话，要求赔偿，威胁要破坏他的名誉，去当局告他，或者至少，拒绝把他推荐给也想到被吹得神乎其神的“区”一游的朋友们。当然，潜行者没有遇到过以上任何一种情况。在这种不太可能发生的情况下，也许他会接你的电话，坚称“区”确实起了作用，相当有效。你只好窝着一肚子火，无法接受这就是你最深层的愿望，你最深层的本质。

他们都回到了那个教授还没拿出炸弹——他的不锈钢爆炸装置，三人也尚未扭打在一起的地方，就在“房间”的门口，向右能看到里面的光。潜行者跪在地上，全身瘫软。作家像一个刚破了悬案的侦探一样滔滔不绝，好像他察觉了其他粗心之人遗漏的蛛丝马迹。他还没说完。我们怎么知道这是真的？谁说的“区”会满足这些愿望？有人认为作家是在对潜行者说，但教授回答说，他说过，他指的是潜行者，好像“区”和“房间”的概念全都是潜行者创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