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育儿室和大学（1812—1834） 第四章（第2/4页）

应该说，我们的友谊一开始就带有严肃的性质。我不记得嬉戏曾在我们中间占主导地位，尤其是当我们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当然，我们不会老坐在一个地方，年龄总要起作用，我们也嘻嘻哈哈，逗笑取乐，挖苦佐年贝格，在院子里射弹弓；但这一切的基础与空虚的友谊距离非常之远。除了年龄相仿，除了我们的“化学亲和性”，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是我们的共同信仰。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能像崇高的全人类利益那样，激发一个少年的良知和正义，保护他不受邪恶的侵蚀。我们珍重蕴藏在我们身上的未来，彼此把对方看成为完成某种使命来到世上的“选民”。

我和尼克常去城外，我们心爱的地点是麻雀山和德拉戈米罗夫门外的田野。早晨六七点钟，他与佐年贝格一起来叫我，如果我还睡着，他便朝我的窗上扔沙土或石子。我醒来了，笑了笑，赶紧出去。

这些清晨的散步是不知疲倦的卡尔·伊万诺维奇规定的。

在奥加辽夫所受的宗法制地主教育中，佐年贝格起了比龙7的作用。随着他的到来，老家人8的影响消除了。那位前室的寡头虽然不满，也只得忍气吞声，保持沉默；他明白，该死的德国佬在老爷的餐桌上占有一席位置，他不是他的对手。佐年贝格大刀阔斧改革了从前的规矩；老家人得知德国佬把小少爷带往店铺买现成皮鞋后，伤心得甚至流了眼泪。佐年贝格的改革大有彼得大帝的气派，它的特点是使一切最和平的事物带上军事色彩。这当然并不是说，卡尔·伊万诺维奇那消瘦的肩膀上佩带过肩章或穗带，只是说，大自然天生赋予了德国人这种气质，哪怕他没有发展到肆无忌惮地糟蹋文学和神学的程度，也不管他如何文质彬彬，他依然是一名军人。正由于此，卡尔·伊万诺维奇爱穿多纽扣的、窄腰的紧身衣服，也由于此，他严格遵守他自己规定的作息制度。他规定早上六点起身，便在五点五十九分叫醒尼克，从不拖到六点零一分，然后便带领尼克出外呼吸新鲜空气。

麻雀山麓本是卡尔·伊万诺维奇溺水的地点，不久它便成了我们的“圣山”。

一天饭后，我父亲打算出城。奥加辽夫正在我家，他便邀他与佐年贝格同行。这次旅行真是活受罪。我家的四座轿式马车虽然是“约希姆制造”9的，但服务了十五年，尽管是平静的十五年，早已老态龙钟，何况车身照旧比攻城臼炮更重，驶到城门要花一个多小时。四匹马大小不同，毛色也参差不齐，但都在闲适的生活中变懒、发胖了，走不上一刻钟便会汗流浃背，而这是不准许的，因此车夫阿夫杰伊只得让它们慢慢行走。车窗照例是拉上的，不管天气如何闷热。除了这一切，还有我父亲那种从容不迫、威严可怕的监视，以及卡尔·伊万诺维奇那种大惊小怪、不胜其烦的监视；然而我们还是乐于忍受这一切，只要能待在一起。

到了卢日尼基，就在从前哥萨克从水中救过卡尔·伊万诺维奇的地方，我们乘船渡过了莫斯科河。我父亲像平常一样，走路时愁眉苦脸，弯腰曲背的，卡尔·伊万诺维奇则蹀躞着跟随在后，给他讲些小道消息和无稽之谈。我们离开他们，走到了前面，等离他们相当远之后，便一溜烟跑上麻雀山，到了维特贝格10的神庙奠基的地点。

我们气喘吁吁，满脸通红，站在那里擦汗。太阳快落山了，圆屋顶闪闪发光，城市铺展在山脚下一望无际的平原上，清新的微风迎面吹拂。我们站了一会儿，又站了一会儿，身子靠着身子，突然，我们互相拥抱在一起，面对着整个莫斯科，发出了誓言：我们要为我们所选择的斗争献出我们的一生。

这个场面可能显得太不自然，太富于戏剧性，然而即使相隔二十六年之久，我一想起它，依然感动得热泪盈眶。它是神圣的，也是真诚的，我们的整个一生都可证实这一点。但是看来，从这地点发出的一切誓言，都敌不过同一命运。当亚历山大11为神庙放下第一块石头的时候，他也是真诚的，正如新俄罗斯12一个城市奠基的时候，约瑟夫二世13说的话一样，然而他说错了，那块石头成了最后一块。

我们还不理解，我们要与之战斗的是怎样一个庞然大物，但是我们决心战斗。这怪物使我们历尽艰辛，但是不能摧毁我们，我们也不会向它屈膝投降，不论它的打击多么沉重。它使我们蒙受的创伤是光荣的，正如雅各的瘸腿是他与上帝夜战的证据14。

从这天起，麻雀山成了我们朝圣的地点，我们一年要去一两次，而且始终是单独去的。五年后，奥加辽夫曾在那里胆怯而羞涩地问我，我是否相信他有写诗的天才。到了1833年，他从乡下写信给我：“我离开了，我感到忧郁，从来没有过的忧郁。总是想起麻雀山。好久以来，我一直把欣喜隐藏在心底。羞涩或者别的什么我自己还不明白的原因，妨碍我把它说出口。但是在麻雀山上，这种欣喜不致被孤独所窒息，因为你和我在一起。这些时刻是不能忘怀的，它们像幸福的往事一样深印在脑海中，一路上追随着我，虽然在周围我看到的只是森林；一切那么碧绿、碧绿的，我的心中却这么阴暗，这么阴暗。”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