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育儿室和大学（1812—1834） 第四章（第3/4页）

最后他写道：“那么你就写吧，写我们的一生，也就是我的一生和你的一生，是怎样从这地点（麻雀山）发展起来的。”

又过了五年，我已经远离了麻雀山16，但我的身旁忧郁而苦闷地站着它的普罗米修斯17——亚·拉·维特贝格。1842年，我终于回到莫斯科，我重游了麻雀山，我们又站在奠基处，眺望那同一景色，而且也是两个人——不过不是与尼克在一起18。

从1827年起，我们没有分开。那时期的每一回忆，不论是单独的或共同的，他和他那少年的面容，那对我的挚爱，始终占着首要地位。在他身上早已显露出那种很少人具备的献身精神，这是幸是不幸，我不知道，但可以断言，他不是一个平凡的人。在他父亲家中，这以后很久一直挂着奥加辽夫当年（1827至1828年）的一幅油画大肖像。后来我常常站在它前面久久凝望。在画中，他穿着翻领衬衫；画家栩栩如生地勾画出了那浓密的栗色头发，那由脸上不规则的线条构成的少年时期尚未定型的美，以及那略带黝黑的肤色。从画布上可以看到那种显示强大思维力的默默沉思的神色。无名的忧郁和极端的温和从灰色的大眼睛中流露出来，预示了一颗伟大的心灵在未来的发展；他长大后也正是这样的。这幅画像赠给了我，后来又被一个陌生女人19拿走了，但愿她看到这几行字会把它送还我。

我不明白，为什么青年的友谊不能像初恋那样，独占回忆的天地。初恋之所以馨香可爱，正在于它忘却了性的差别，在于它是一种热烈的友谊。青年间的友谊，就其本身而言，便具有爱情的全部炽烈性和它的一切特点：那种不敢用言语吐露感情的羞涩感，那种对自己的不信任，那种无条件的忠诚，那种离别时的凄恻惆怅，那种充满嫉妒的独占欲。

我很早就爱尼克，而且热烈地爱着他，但从未下决心称他“朋友”。一年夏天，他住在库恩采沃，我给他写信时在结尾写道：“我算不算您的朋友，我还不知道。”是他首先用“你”称呼我，并把我称作卡拉姆津的阿格东20，而我根据席勒的作品，称他拉法依尔21。

你们要笑就笑吧，只是要亲切地、善意地笑，正如人们回想到十五岁的自己时那样。或者不如思考一下：“难道盛年的我竟是这样？”22如果你也有过青春（单单年轻还是不够的），那么应该感谢命运；如果你那时有过一个朋友，那就应该加倍感谢它了。

在我们看来，那个时期的语言是不自然的，带有书卷气；我们不习惯它那种跳跃不定的狂热情绪，那种有时温情脉脉、有时出现孩提笑声的不调和的感情色彩。这对于三十岁的人是可笑的，正如著名的“贝蒂娜要睡觉了”23一样；然而在适当的时候，这种少年人的口气，这种成年人的不规范语言24，这种流露心理变化的声音，是十分真诚的；即使书卷气，对于只有理论知识、缺乏实际经验的年龄，也是自然的。

席勒仍是我们心爱的作家25，他的剧中人对我们是现实的人，我们分析他们，爱他们，恨他们，不把他们当作诗中的人物，而是看作活的人。不仅如此，我们还在他们身上看到了我们自己。我写信给尼克，有些担心他太爱斐艾斯柯，对他说，每个斐艾斯柯背后都站着他的凡里纳。26我的理想人物是卡尔·穆尔，但不久我又背弃了他，皈依了波查侯爵27。我设想过千百遍，我怎样与尼古拉28谈话，后来他怎样把我放逐到矿山上处死。奇怪的是，我们所有的幻想几乎都以西伯利亚或死刑告终，从没有过胜利的结局；莫非这是想象力的俄国气质，或者是彼得堡的魔影，那五座绞刑架29和苦役流放，在年轻一代人身上的反映？

奥加辽夫，我与你正是这样手挽着手跨进生活的！我们毫不畏缩地、高傲地前进，慷慨地回答一切召唤，真诚地献身于我们所向往的事业。我们选择了一条不平坦的道路，但从未抛弃过它。我们受伤，失败，可是始终站在一切人的前头。现在我走到了……不是到了目的地，是到了下坡路开始的地点，我不禁想寻找你的手，与你一起走完这条路，我要握住它，带着苦笑说：“我们毕竟走完啦！”

目前，在形势的逼迫下我过着寂寞闲暇的生活，我没有力量也没有精神从事新的活动，于是我开始记录我们的回忆。这些纸上留下了许多曾把我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东西，我把它们赠送给你。对于你，它们还有另一重意义——墓碑的意义，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一些熟悉的名字30。

……我有时不免奇怪，心想，如果佐年贝格能够游水，如果他当时淹死在莫斯科河里，如果搭救他的不是乌拉尔哥萨克，而是什么亚普歇伦31的步兵，那么我就不会遇见尼克，或者得以后在别的场合遇见他，我们也不会一起坐在我家旧居的小房间里偷吸雪茄，彼此如此深远地影响对方的命运并从对方汲取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