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第5/14页）

在当时，剧社的经历并没有随着在圣母无原罪始胎节和3月15日举办的学校庆祝活动一起完全消失。每年两次，在某个星期六的下午，当地剧团都为学校里的学生举办青少年戏剧表演，上演《欧奥奇卡伊旅长》，当然是经过改编的青少年版，还有尤卡伊[112]的《金人》和一出名为《仙女爱情》的轻歌剧，音乐是由卡裘赫·彭格拉斯[113]作的。神学会会长和神父担心轻歌剧的题目太过轻浮，一起穿着米黄色教袍、戴着硬檐儿礼帽、整个一副精神导师装扮找到剧社的负责人，造访的结果是，为青春期孩子们表演的轻歌剧被迫改名为《仙女之爱》。然而在学校里的僧侣教师中很少有这类偏见很深、忧虑满腹的人物。教我们匈牙利文学的是一位诗人教师，一位满腔热忱的年轻神父，他经常在二层的演员包厢里跟演员们和女艺术家们一起观看演出；从四年级开始，他开始和我们可爱的家长们坐在一起。当然事先经过班主任同意，我们也观看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戏剧首演，至于哪出戏有爱国主义精神，则由班主任决定，而不是学生家长。因此，有一段时间我可以看《喑哑的愤怒》，但是当时风靡一时的《美丽的海伦》和让我的欲望与想象达到高潮的《艺妓们》，过了十几年之后我才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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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六岁到十岁的那四年里，每天上午我都去艾玛阿姨家，我跟她学习书写、数学基础知识和匈牙利地理。艾玛阿姨是一位教师，给富裕人家的孩子们上私教；她有一只眼睛视力很差，教小学低年级学生书写字母就教了长达四十个春秋；尽管有着四十年的教学经验和实践，但她仍然像一个孩子。她过着像被消过毒似的纯洁生活，或许她只能在孩子们面前才能敞开心扉，也许正因如此，人们在现实生活中极少能遇到她这类人。艾玛阿姨五十岁时，仍能感受到一个一年级小学生感到的兴奋；当她一遍又一遍手把手地教小孩子时，她自己也重新学习写字；当她成百上千遍举例讲解时，最先惊讶的是她自己；在她看来，在托付给她的每个孩子身上，她都能发现一个新世界。艾玛阿姨在课上从来不觉得无聊，只有在不由自主地困惑和吃惊时才会显得“严肃”。我们一起用彩色纸条做编织游戏，艾玛阿姨至少跟我一样全神贯注。头几个月里，我经常破坏上课的规矩，这让艾玛阿姨十分头疼，但她并没有为了维护自己的威信跟我较量，而是苦口婆心地央求我听话，并不在乎她的努力付诸东流。第一年岁末，我们成了知心伙伴，决心一起在更高的权威——父母和学监——面前掩盖这个令人悲哀的事实：我们只是玩了一年，什么也没学……在那四年无忧无虑、快乐而漫长的童年岁月，上午我去她家，每天我都兴奋异常，仿佛去参加一个奇特的幽会——艾玛阿姨比我年长十倍——我们坐在散发着樟脑球和苹果味的公寓里，坐在窗户旁边，因为街道上的风景总比课本更有趣。在黑檀木写字台的一角，在一只用布盖着的盘子里，总有上课的奖励和惊喜等着我：雪蛋[114]和海绵蛋糕，香草蛋糕，加了少许红果白酒的煮水果，或装在一条长布袋里的几枚花生、红枣和无花果……到了年底，我终归还是紧咬牙关地学会了写字！但我把艾玛阿姨急坏了，她有时低声下气地央求我，用颤抖的嗓音尽可能严厉地责备我：“我的孩子，你写的这是什么字啊！”她边说边无可奈何地叹一口气，发愁地用右手整着别在衬衣上的漆瓷胸针。“你永远学不会好好写字……”三十年过去，我再次见到了艾玛阿姨。有一次，我借回乡探亲之机登门看望了这位年过八旬的女教师。艾玛阿姨瞎着一只眼，在名曰“女士之家”的贫民敬老院安度晚年。她住的小房间“干净”得令人不安。就像三十年前一样，我俩坐在一张长沙发上，因为她把一些老家具也搬到了“女士之家”，她不属于那类三天两头换家具的时髦女性。房门上用粉笔写着伽什帕尔、梅尼黑尔特、博尔蒂扎尔神父名字的头一个字母，橱沿上摆放着装满煮水果的玻璃瓶。我情不自禁地环顾四周，看在黑檀木写字台的桌角上有没有用布盖着、盛有雪蛋和海绵蛋糕的餐盘。直到现在，我还会从艾玛阿姨那儿得到礼物，因为她已经习惯了这样；她送我的礼物都很别致，比方说，尤卡伊夫人拉波尔法尔维·茹若[115]的一张戏装剧照，因为艾玛阿姨认为“我肯定对女演员感兴趣……”。谢谢您，艾玛阿姨。

告别的时候，她开始跟我聊起天来，并将“女士之家”的留言簿硬塞给我，要我签下我的名字。我像染上舞台紧张症似的拿起笔，要知道，离艾玛阿姨最后一次鼓励我好好写字，时光已经流逝了那么久；在这样漫长的时间里，我经常如饥似渴地滥用从她那里获得的书写知识，耳畔总能听到从前她教我写字时爱说的口头语：“先生，写啊，朝上一点儿，再往下一点儿……”我一笔一划地用字母拼写我的名字。她又一次，也是这辈子最后一次弯腰审视我的笔迹，然后摇了摇头，用羞怯、期望的声音说：“你的书写，上帝啊，你的书写糟糕了很多……”她开始流泪，因为她已经太老了，只要过去的学生去看她，她每次都会哭。